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京，祖居江西德安县。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给童年的袁隆平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1949年，袁隆平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高中。当时，考大学，选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能力，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
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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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持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摘编自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最小构造单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都系统地进行了学习研究。
C . 袁隆平尽管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但老师的身份还是耽误了他在科研上开花结果。
D . 袁隆平建议学农的大学生不要沉溺于电脑和书本之中，电脑和书本对水稻种植帮助不大，要多到实验田里去，多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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