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我对弟子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造园，一向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上的比倒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建造的生活世界，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在我看来，文征明为拙政园做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镇刻在园内长麻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
造园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逃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 1937年写道，他去访风，所绘平面图，并非精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挡，不拘法式，全重主观。而富有生机弹性，非必衡以绳墨。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摘编自王澍《造园与造人》，有删改）
材料二：
清末顾云于同治八年（1869年）所著《盋山志》说，江宁随园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随园乃清初袁枚所经营。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袁枚在江宁县任内，购得南京隋织造园，加以改建。他在所著《随园记》中，说“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小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天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随园由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经营。园居第四年，子才在《随园后记》中说，锄除恶草，修剪枝条，顺乎我的心意去做，不会有人妨碍我，哪像我往时仰上级衙门鼻息，等待大官作决定啊？子才绝意仕进，聚书论文，就从此开始。
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从来私人园墅，或扃钥为常，或闭门不纳，似子才之与人共之，是极少数开明园主的可取作风。随园土木建筑工程主要出自梓人龙武台之手。龙死无家，葬于园侧。
随园本子才终年所寓，园宅兼具，生产菜蔬，又有水田，鱼米足以自给，合田园庐墓为一整体，总面积达百亩左右。由于不屑仰承上官鼻息，看破宦场虚伪谄媚，毅然隐退，诗酒宾客中，园居50年，广收女弟子多至30余人，破除封建束缚，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可谓为一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子才自命达观，临终语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随园诗话》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访随园，时距子才殁后22年，园已沦为茶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履园丛话》著者钱泳访游随园，园已荒圮。咸丰三年（1853年），当清军围攻天京时，随园无人照管，日就倾圮，距子才殁后56年，即建园后104年，殆非子才始料所及。
（摘编自童寯《随园考》，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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