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会产生汪曾祺这样的人了
段春娟
因编汪曾祺的书，得以知道读其支、喜欢其人的人甚多。曾有一个未曾与其谋过面的人对我说，她曾梦见过汪曾祺——她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汪曾祺——可见用情之深。然而知道汪曾祺擅画、看过他的画的人，却只在与他有交往的一个小圈子内。据说，汪曾祺生前就有个愿望：将他的书法、绘画作品整理出版。后来听他女儿汪朝女士说，汪老去世后，曾用其稿费印过一本大16开画册，很精美，除小部分赠给生前友人外，大部分捐给了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
汪曾族自己说，他是很愿意画的，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在初二的时候，就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是他的画第一次上裱；下放劳动时，因其擅画，曾被分配了去画 《中国马铃薯图谱》的活——只可惜此图谱已佚失，要不也得在植物史上留下一笔。他还擅书， 当年京剧院演出，好多字幕都是他用小楷写出，曽受到前去看戏的陈伯达的称赞。后来因种种原因，搁下画笔，直到70年代末，才又“重操旧业”。先是给好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被很爱惜地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被人看到了，都来要，遂一发而不可收，“画名”再度远扬。他自己在出国时还画过很多小幅画作，送给国外友人呢。
汪曾祺的画，属于典型的文人画。他画花鸟，花均是平常看得很熟的草花，鸟则被其女儿戏称为“长嘴大眼鸟”。然而一花一草，一枝一鸟，多少都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说：所画都是“芳春”，表达对生活的喜悦。他很欣赏宋人的诗，“四时佳兴与人同”。于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便有了这一幅幅的画作。比如他给一幅叶茂花盛的画题名为“雨足”，有一幅画的是七八只憨态可掬的小鸡围成一圈，他为其题名“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少年不识愁滋味”“春城无处不飞花”“吴带当风”“孤雁头上戴霜来”等，这些题名结合画作来看，真是飘飘洒洒，生意满眼，意味深长，看似随意，实则都有含蕴，有意境。
除此之外，本书还选了汪曾祺专门谈书画及谈家事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汪曾祺能画、擅书也并非偶然，他是有相当功夫和造诣的。他出身于书香之家，祖父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在他十一二岁时，便亲自教他习《论语》，“日课大字一张，小字二十行”。祖父认为他的字有才分，还为此奖过他一块端砚，鼓励他多看《麻姑仙坛记》、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后来又专门为其请了个先生，教他读桐城派古文，习字，他自己还爱看汉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父亲画画时，他就站在旁边看，看他怎样布局……他还经常翻阅家中收藏的画册，到街上逛画店，他还说自己喜欢徐青藤、陈白阳、李复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汪曾旗之为汪曾祺，是有各种渊源的。后来他上了高中、大学，功课紧，便不再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 即便如此，事隔多年之后，再拿起笔，挥毫泼墨，风致不减。
汪曾祺自己说写字、画画，都是“业余爱好”，是“念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他喜用陶弘景的话形容自己的书画：“只可自怡乐，不堪持赠君，他的文与画都是那般闲情，适性，率意而为，有一幅画他是这样题的：“电影学院一小院中种葫芦甚多，昨往开会，归来写此。”画面是满眼金黄色充满生机的葫芦。他还说自己总是“随遇而安”，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他都干过，后来分配他给果树喷药，因为他干得认真、仔细，大部分喷药的活就落到他身上，他成为喷药的能手，以至于白衬衫都被染成了浅蓝色。后来又因他擅画，被分配去画马铃薯图谱，先是画花，他天天踏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他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叙述当时的生活，其中有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后来还要画整薯， 切开画剖面，画完了，再无用处，他便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还颇为得意地说，像他那样 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全国盖无第二人。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境界呢？身处逆境不以为苦，反以苦为乐，达观潇洒，宠辱不惊。他爱生活，会生活，善从生活中找乐……他的“文与画”其实全是对生活的咂摸。他叙述家事，念及故乡，语气是那样平淡冲和，气定神闲，娓娓道来，却给人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他写字画画，自嫉自乐，却一花一草总关情，飘逸耐看；他著文写作，目的是“给人间送小温” ……曾有人感慨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会产生像汪曾祺这样的人了”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