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的各种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体系。现代文明，如果没有从历史上各种文明以及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周围文明中大量吸取养分，是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发明现代的技术设备的。
事实上，历史上每次文化大分化似乎都是文化融合过程的结果。当然，文化大融合的发生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提供滋养的各种文化本身正处于消融的状态，或者在时空上相距久远，于是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而不被其纷繁复杂的外在形式或制度所迷惑。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外来的文化元素是不可能自动进入新的文明形式中来的。战争有时正是起到了这种促使其他文明解体的作用。新的文明形式不是原封不动地吸纳另一种文化的全套形式和规章制度，而是吸纳可以转移、可以移植的某些片段，就像英格兰在修建哥特式建筑的时候偶尔也会利用罗马式别墅的石材或瓷砖，但都是和本地的燧石材料一起使用，而且遵循的也是与罗马式完全不同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如果古老的别墅还矗立在乡间而且有人居住的话，人们就不可能随意在其上采集建筑材料了。正因为原来的形式已经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其瓦砾堆中还存在着生命力，才使得其他文化能够自由地对它进行加工和融合。
关于文化融合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提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一种文化越是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形式，新的发明越是没有成为人们的习惯而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它就越是能够广泛吸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文化融合的开端和结束，从最初的吸纳到最后的扩张和征服，就是世界舞台上不断演出的一幕幕活报剧。
正如施宾格勒指出，作为机器体系发展核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都不是源于某种浮士德式的神秘的内在驱动力。它们就像由风播撒的种子一样，是从其他文明吹散到这里的。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10世纪的西欧就像一片已经耕耘得整整齐齐的土地，就等着这些种子飞过来了。它们落地生根发芽并开始成长的时候，艺术和科学又像园丁一样为它们培土施肥。这些种子来到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扎根于中世纪的土壤里，于是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全新的形式。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并不源自西欧文明，在这里也就没有天敌，就像不远万里来到南美潘帕斯草原的加拿大蓟属植物一样，生长得格外迅速，也格外蓬勃。但有一点必须加以注意：绝不能把机器体系看成是某种全然的突变。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对不是突然出现的；只有把它放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不多的几个发明家就能够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了，连小孩子都骗不了。
(选自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有删改)
材料二：
光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整合还不足以构成现代科学，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机械技术的风行，机器的大量使用。在欧洲人诸多的机械使用中，钟表的出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人说，整个工业化时代的关键机器就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第一，它揭示了时间无处不在，揭示了时间是可以量化的，所有的关于效率的概念必须奠定在钟表之上，没有钟表你没法计时，没法计时你就谈不上效率。第二，钟表还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宇宙秩序。过去的时间都是和每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你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你就有什么样的时间，农民种田，他的时间是根据庄稼成熟的节奏来制定的，一年两熟、三熟或者一熟，来决定自己的生活节奏，什么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种四季的节律是和庄稼生长的节奏有关系的。但是自从有了钟表，时间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普遍的尺度，变成了时间决定生活。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宇宙秩序，提供了一个外在于我们生活的独立的时间秩序。
但是钟表的核心技术来自我们中国。宋代苏颂的水运仅象台，实际上就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机械钟表，它不是水钟，而是机械钟。水在那里仅仅是作为动力出现的，擒纵机构、齿轮传动，基本的装置我们都已经有了，但是钟表在中国没有最后做出来，中国的钟表始终是作为皇家的礼器放在皇宫里面，用来测一测天时。我们中国发达的手工技术，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化的技术装备，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我们有很高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我们主要是用来占星的，用来服务于伦理和礼仪的要求。所以我上一次也讲到，中国文化是一种礼仪文化，中国的天文学在古代是一门伦理学问。今天我们把文、理分得那么清楚，其实古代不是这样的。钟表技术传到西方之后，大概14世纪就在修道院里出现钟表这个创造物了。这种钟表由于完全符合基督教那一整套世界观和宗教仅式的要求，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吴国盛《近代科学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