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世界文学”，其实是关于你我究竟应该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在刚接触世界文学时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某个书单上，强迫自己“非要看完”某些作品，而应尽可能地让自己沉浸在感兴趣的作品中。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能够引起自己阅读兴趣的下一部作品已了然于心。这样一来，你的阅读视野开始真正面向世界。
第一，多读古典文学作品。古典文学作品，经历了时间考验，不仅流传至今，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很多作品具有突出的现代性，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第二，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作品，多具有多层次和多义性，应该用多种方法阅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具有某种多义性。《罪与罚》讲述的是一个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年轻人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故事，如果读者把重点放在犯罪和刑侦的情节中，就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犯罪小说来阅读；如果将重点放在作品的其他方面，这个作品就既可以是“都市小说”，又可以是“社会风俗小说”，还可以看作是“心理小说”或“宗教小说”，甚至是一部“思想小说”。其实，优秀的文学作品都非常善于表现多层次的复杂内容。
第三，不同的年龄要读不同的书，但必须从小读书，古典文学作品更要反复研读。年龄不同，对作品的解读就会不同，因此读书要选择适合其年龄的书籍。古典作品需要反复研读。因为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有一个显著特征——常读常新，当你尝试再次阅读时，就会发现它不同的一面和别样的精彩。所以，对于这些作品不要以为读一遍就看懂了，就束之高阁。
（摘编自沼野充义《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人关于阅读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好读书，不求甚解”被后人视为陶渊明关于读书方法的主张，也多用来解释泛读。“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与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诸葛亮“观其大略”一脉相承。宋人陆九渊也有类似观点，“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勿耻不知”。不在字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的“泛读”方法，已成为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之一。
朱熹对此多有质疑，他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又说“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他强调读书方法在“熟读精思”。“熟读”要能做到“熟读成诵”，这是“精思”的前提；“精思”应到“文字里面猛滚一番”，在文字不通的地方下死功夫，做到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直至融会贯通，这便是“精读”。
宋以前，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大多散存于文人的各类著述当中。宋人张洪把朱熹有关读书的言论整理成集，即《朱子读书法》。元、明、清时这类著述屡见不鲜，如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代胡承诺的《读书说》，清代魏际瑞的《读书法》等。当时对“治学”“读书”“阅读”并没有区分，很多论“读书法”的著述，实则是论“治学法”，多是在论“治学之法”时兼及“阅读之法”。张洪将朱熹的读书法“撮其枢要，厘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读书方法有的应归于阅读态度或习惯，如“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范围，主要是《诗》《书》等经典、诸子及史籍，由于内容深湛，当然需要仔细揣摩。但对于浩如烟海的集部著作，泛观才能博取，也是应有之义。近代以来，随着纸质媒介的普及，阅读内容大大扩展。近现代有不少专门论及读书法的著作，虽然大多是谈论如何治学或如何阅读整本书，但也有不少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阅读方法。比如：陈莘《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粗读、熟读。
晚清至1949年期间关于阅读方法的著述，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雪瑞的《读书法》。该书中的“读书”是指狭义的阅读书籍，不再是泛指“治学”。作者也认为读书方法有“精读”“阅读”（即泛读）两种，但他没有像朱熹一样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精读和阅读，是读书方法的两个方式，须双方兼顾，不能偏废的”。马雪瑞提出长短不同的阅读材料应当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他认为“精读”适用于短篇文章，“阅读”适用于长篇文章，这显然过于绝对化。在我国近现代阅读史上，阅读材料的最大变化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报刊杂志的出现。相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报刊杂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人们阅读方法的改变。近代主张“浏览”“速读”的阅读方法，是阅读材料发生变化的必然。今天，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外，各种电子阅读媒介花样迭出，且不断更新，阅读方法也需跟进。
（摘编自靳彤《中国文人阅读方法的演进》）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