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纵观古今，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能让人们追捧和普遍赞誉的，往往是雅俗共赏的。我很佩服唐诗、宋词、元曲，深入浅出，朗朗上口，数千年过去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唐代的李白、杜甫非常出名，因为通俗而妇儒皆知，同时代还有李商隐和杜牧，俗称“小李杜”，知名度就要小很多。其实“小李杜”的诗歌创作水平也非常高，艺术造诣并不亚于李白、杜甫，但相较之下，他们的诗歌偏雅，正因为曲高和寡，所以受众面和老百姓的接受度就少了很多。
还有像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本来这些都是高深的哲学问题，由于他的“度”把握得很好，没有深奥晦涩的说教，一读就懂，但学术性、理论性、辩证法仍然非常强，很了不起。
从作品欣赏者的角度，我并不是完全反对“曲高和寡”的说法，但问题是有些艺术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曲高”？当下也有很多书画作品打着“曲高和寡”的旗号，欺世盗名，以“丑书”“丑画”自诩，似乎别人看不懂的就是“高级”的。更有些作者无视创作的基本规则，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弄懂吃透，反以创新者自居。纵观当今的中国文艺界，这样的怪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形画不准说是变形，不懂色彩的乱画说是野兽派。
此外，我们透视高雅和通俗，随着地域、空间、时间的不同，加之“高手”们的引领，人们的理解力和接受度也会不一样。例如荷兰画家梵高的审美是超前的，活着的时候穷困潦倒，只卖出了一幅画，而现在他的绘画作品屡创世界拍卖的天价。还有中国的黄宾虹，生前就断言“我的画要50年以后大家才能看得懂”。因此，一方面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好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作者对观者审美能力的期待。
（摘编自蒋跃《雅俗共赏：艺术家的顶格责任》）
材料二：
昆曲，是明代发展起来的高雅艺术，特别是魏良辅创制了水磨调之后，深受士大夫们的喜爱，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过于优雅、缓慢，缓得有时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都要拆开来唱，慢慢就脱离了群众，最终为京剧所替代。京剧原本并不姓“京”，是由地方戏发展而成。前些年曾举行过徽班进京二百年纪念活动，这就是说，它成为京戏，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当初它与昆曲争夺文化市场，叫作“昆乱之争”，或称“花雅之争”。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戈阳腔、梆子腔、二簧调等，统称为乱弹。京戏的文化底蕴远不及昆曲深厚，不但剧本不及昆曲有文采，唱腔不及昆曲雅致，而且有些唱词说白还语法不通，但是，在竞争中它却胜出了，最终成为戏曲中的头牌，冠以“京剧”之名。
可见，剧种的发展，并不在乎其高雅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文化市场的接受程度。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艺作品不是理论，但其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则是相同的。昆曲在明朝能够得到高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明朝虽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商品经济获得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商人和士人还是有文化享受的空间的。高雅的昆曲就是在这种生活空间里发展起来的。到清兵入关，商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江南士人备受压制，高雅文艺自然也丧失了许多接受空间，昆乱之争，以乱弹取胜，也在所必然。有些京剧名伶，还走进宫廷，成为皇家的供奉，地位之高，很受时人的羡慕。
昆曲本来也是俗文艺，后经文人艺人之手，发展得雅致起来，但过雅之后，却又成为小众化艺术，其统治地位遂被乱弹所代替。不过，作为一个剧种，昆曲并没有在剧坛消失。拍曲，仍是一些士子的雅好；少数昆剧团，也还存在，只是盛况不再；有些昆曲演员，同时也兼唱京戏，成为京昆双栖演员。
使昆曲重放异彩的，是一九五五年由黄源主持改编，由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当时昆苏剧团虽然还存在，但已衰落不堪，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非常艰苦，所演也只是一些旧戏。《十五贯》就是古人根据冯梦龙所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改编的旧戏，《缀白裘》中就有。黄源看到了这出戏包含新的思想价值，针对当时肃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突出了实事求是精神和调查研究方法，改编成功，深受观众的欢迎，也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肯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出发，为老剧种的新生作出肯定。《十五贯》的改编演出成功，对昆曲的新生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吴中杰《雅俗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