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观星台的建立是为了改进历法,所以《授时历》的颁行和观星台是分不开的。元初,郭守敬曾向元世祖忽必烈进奏说:唐朝开元年间,一行(张遂)为了改革历法曾令南宫说(天文官)到十三个地区进行测验,而今天国家的疆域比唐时广大,更需要到边远的地方进行测验。元世祖批准了他的建议,于至元十六年(1279)遂设十四员监候官,分几路出发,到全国各地进行天文观测。据记载,当时“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这年三月,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开始,历经河南,转抵南海,行程数千里,亲自掌握一路的实际测验。
当时的观测分详略两种记录方式。二十七所中的前七处,观测内容较详,包括北极出地高度、夏至晷景和昼夜时刻的测验,而其余二十处,只测北极出地高度。值得注意的是详测的七处: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大都,在地理纬度上是全国有代表性的地区。从“北极出地”高度看:南海15度,衡岳25度,岳台35度,和林45度,铁勒55度,北海65度,大都40度。前六地每移一地相差10度,后者是国都,自当详测。显然,这次测验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这一南北数千里的实测资料,不仅为元代当时改革天文历法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为此后的天文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史料。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实测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密计算,终于在至元十七年(1280)颁布了一部进步的新历——《授时历》。
(摘编自张家泰的科普文章《登封观星台: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
材料二:
元朝郭守敬的“四海测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大地测量。郭守敬的测量方式,与僧一行所为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选定若干分离地点,派人分别测量观测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夏至影长、昼夜时刻等。《元史·郭守敬传》记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殊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一行组织的天文大地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相比之下,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观测点,观测点的分布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川滇和河西走廊,南到纬度只有15°的南海,北到纬度高达64.1°的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通古斯卡河一带),比一行的测量区域更大。“四海测验”的内容之多、地域之广、精度之高、参加人员之众,在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一行的测量有两个目的,一是验证“地隔千里,影差一寸”这一天文学理论是否正确,并进一步考校地中的正确位置;二是测量各测点的夏至影长、北极出地高度等天文学要素,以之编制新的历法。
在郭守敬的时代,“地隔千里,影差一寸”学说被天文界弃置已久,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的第一个动机对郭守敬而言不复存在,能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只剩下修订历法这一条了。但是,仅仅为了修订历法,需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吗?27个观测点,有些位于人烟稀少之处,编制好的历法,能颁行到那里吗?特别是,27个观测点被分成了两类: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和北海六处,再加上元朝首都大都,这7个观测点是一类,它们的观测项目为“北极出地”、夏至“晷景长”“昼夜长短”三项;其余的20个观测点是另一类,仅“北极出地”一项。对此,厉国青等认为,“当时正是制订授时历的紧张阶段,急需测量一些与制历有关的数据,所以先在有代表性的六个点上测完了上述三项数据。”由厉先生的说法来看,其余20个观测点的观测,对《授时历》的编制没什么用处。
既然大部分观测点的观测都与历法编制无关,郭守敬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其潜在动机究竟是什么?要探究这一问题,需要回顾当时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郭守敬之前,元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是耶律楚材对“时差”现象的发现。时差现象的存在,是大地为圆球形状的有力证据。虽然耶律楚材并没有提出地球学说,但元代人知道源自西方的地球学说,则是无疑的。《元史·天文志》记载了西域人士扎马鲁丁为忽必烈所造的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有一台地球仪。郭守敬提出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是至元十六年(1279),而扎马鲁丁造地球仪,则是至元四年(1267),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发现时差现象,更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由此,郭守敬对这些天文学成果当有所知。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郭守敬设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文大地测量时,一定知道地球观念的存在。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次测量的机会,去检验一下地球说的真伪呢?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当郭守敬得知这样一个完全有悖于传统认识的地球学说时,心生好奇,有意把测量范围尽可能扩大,在满足编制历法的需求的同时,顺便对地球学说做个验证,也不无可能。遗憾的是,验证结果如何,他是否由此确信了地球学说,史料无载,我们不能妄猜。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在其遗留至今的关于天文学的论述中,他从未提及过地球学说。毕竟,这种测量方式的验证,只是一种间接验证,其说服力尚未达到让人闻知即信的程度。
(摘编自关增建的学术论文《中国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