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文化的成长，而文化的性质又决定了该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形态。
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真是真，假是假，来不得滑头。实验科学更是钉是钉、铆是铆，都充满了一种刚性。荀子说：“强自取柱”。柱，折也，断也。太硬的东西就容易折断。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毁灭和新生的历史，学说上不断地一个否定一个。浮士德的追求精神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神，黑格尔的哲学思辨更能反映西方精神。西方文化不就是在不断地追求，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发展的吗？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帮助文化成长的西方悲剧意识的形态。它描摹故事，是悲剧；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刚勇地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西方的文化是在否定中前进的，在这种文化中只有通过悲剧能弥补哲学、宗教之不足，使人承受毁灭，询问毁灭，不断发展。黑格尔说，在双方的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西方悲剧是有助于西方文化的进取性的。
与西方不同，建立在农业社会和血缘宗族制度上的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理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文化，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的气质与西方文化比起来，显现为一种柔性，一种韧性，荀子说：“柔自取束”。束即放不开，没有超越性。中国文化本身就不需要超越，不需要标新立异，而就是要“束”，要稳定，要延续，要保存。为了使这种保存型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柔性的，是内心的，是情感的，是悲诗。中国悲剧意识作为悲剧意识，也同样暴露文化的困境，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强烈的询问和怀疑。但作为文化的悲剧意识，它又弥合着这种询问和怀疑。与文化的其它意识一道，保存着中国的保存型文化。
总之，中西悲剧意识虽有着形态、特征、内容、韵味的差异，但二者都一样具有悲剧意识的两种功能（暴露困境和弥合困境），也都同样地帮助着各自文化的生长。在悲剧意识和文化的关系上，中西方也是同构的。
（摘编自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材料二：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中国人遇到人的命运这个问题时，是既不会在智能方面表现出特别好奇，也不会在感情上骚动不安。因为面对命运，中国人用很强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狂热。他们认为人必须自己救自己，不能依靠鬼神。他们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道德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而中国人是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的。此外，他们的文学也受到他们的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说来，文艺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总有一个道德目的。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他们不愿触及在他们看来有伤教化的题材。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穷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是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臣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而能够报仇雪恨。他们强烈的道德感使他们不愿承认人生的悲剧面。毕竟善者遭难在道德家眼里看来是违背正义公理，在宗教家眼里看来是亵渎神圣。在他们的文学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希腊人却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于宗教或道德，他们创造的悲剧是异教精神的表现，他们一方面渴求人的自由和神的正义，另一方面又看见人的苦难、命运的盲目，神的专横和残忍，于是感到困惑不解。既有一套不太明确的理论，又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仅以近代悲剧而言，我们可以说，希腊异教精神战胜了基督教精神。莎士比亚尤其是这样子，他通过塞内加和英国本国的前辈剧作家，间接地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悲剧的形式。莎士比亚并不相信神的正义公道，在悲剧里，好人和坏人都同归于尽。如果剧情发展中，既有基督徒，又有异教徒，莎士比亚的同情常常不在基督徒，而在异教徒一边，像夏洛克和奥赛罗的情形就是如此。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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