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事实是否需要判断？答案是肯定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对历史事实做出判断，是人们运用历史知识服务于人生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
由于发论者生活在不同时代，他们对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实做出判断时，会自然而然地站在不同的立场、表明不同的观点。《左传·桓公六年》有“齐大非耦”的记载。齐国曾想把文姜嫁给郑国太子忽，而太子忽引《诗·大雅》中的警句“自求多福”，强调与其依靠大国的辅助，不如求诸己，故以“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为由辞谢。对此，《左传》作者给予的评论是“善为自谋”，表达了对郑太子独洁其身而谋不及国的批评之意，为后人取鉴于史提供启示。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齐大非耦”在南朝大史学家沈约那里成为严格区分士庶阶层的思想武器，他曾以此激烈抨击士族王源将女儿嫁入寒门之举。后来，“齐大非耦”又发展成为中国古人婚姻观念的重要原则，“郑忽辞婚”则演变成歌颂大丈夫志在自立的历史素材。可见，对于历史事实的见解、评论和运用，是随着评论者所处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史家则是史学的主体。总体上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史家议论的两个基本维度。
事实判断是史学家针对史实本身所进行的总结和评价，并用以指导时人和后人的社会实践。以有关皇朝得人、用人的评价为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论及汉顺帝、桓帝二朝形势时，指出由于统治者未能任用贤能，“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导致东汉在这一时期由盛转衰。据此，范晔对东汉的历史走向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倘使顺帝、桓帝能够任用贤能，则可延续盛世。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对既成事实做出假设，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一条重要路径。当然，史家议论是否能够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符，这还要取决于史家本身见识的高下。
价值层面的判断，则是不仅要就事论事，还要把人物史事的善恶、是非揭示出来，也就是给人物史事定性，这种判断受史家意旨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班彪评论司马迁《史记》“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对史书中的史家议论做出的直接评价。班固所撰《汉书·司马迁传》，亦持此说。对此，范晔这样看待：“彪、固讥迁，然其论议，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从思想上看，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轻仁义”“贱守节”，范晔则批评班氏父子“轻仁义”“贱守节”愈甚。范晔之所以与班氏父子表现出对于“仁义”“守节”的不同标准，是具有切实社会历史根据的。一方面，他的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对象——东汉时期——有重名节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所生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人对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正不断进行着突破和修正。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和信史原则来看，史家议论当以事实判断为先。洪迈言“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正是此义。
（朱露川《史书叙事与史家议论的辩证关系》）
材料二：
“秉笔直书”、“实录毋曲”是古人著史作典的起码原则和治学品德，其实说起容易做起难。有人为沽名钓誉，为利禄奔波而不惜臆改讹误、伪造史实，从而贻累古人，延误后学。
东汉班固为了入仕当官，在撰写《汉书》时，对刘汉政权隐讳真实，肆意溢美。南朝沈约为了跻足政坛，撰《宋书》时，大肆颂扬豪门士族，达官显贵，对被皇帝随意诛戮的文武大臣，均隐去真实死因。史书的失真，带来一系列荒谬。这种荒谬常常作为改头换面的“正史”、“国传”又汇编于新的历史著述中，如此循环往复，欺骗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也有对历史文献表示怀疑者。最早以证实精神审度历史文献的史学家是司马迁。他撰述《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没其真”。他整理考订原始文献与亲身调查访问史实，具有追根穷源的开拓意义。对于一时难以理清的问题，采取了“疑则传疑”的审慎态度。
（葛存雍《史书的局限与史家的史识》）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使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开始走向大众，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书的信誉在下降，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受到欢迎。近年来在市场上走俏的如《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专业学者，到非专业的作家，体现了述史主体的大变化。
一般说来，传统专业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如今则不然，这些业余作者讲史时有自说自话的，有戏说臆说的，有的竟宣称自己在“玩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读者似乎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的。
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戏说，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牺牲性命的大有人在。如今，戏说、娱乐渗入到史学，可算是“娱乐至死”了，但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无可奈何的现象。期盼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
（北京日报《史书的信誉不能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