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语》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艰深晦涩。相反，它能让人常读常新，随时翻开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微妙之处。究其原因，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因为这种文学性，杨绛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读〈论语〉的？》一文中说：“‘四书’，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
作为言行录，《论语》中对于孔子在不同情境中的神态和表情的描写虽然简约，却十分生动可感。《阳货》篇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孔门弟子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实施庠序教化，学习礼乐的人很多，小城中弦歌不辍。孔子到了武城，对这个小地方化民成俗如此成功喜出望外，“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以前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容易引导和管理。听到这段话，孔子马上正色道，子游的话是对的，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同他开玩笑罢了。这一段文字很有戏剧性，孔子从轻松诙谐到深沉肃穆，前后的转变，氛围感很强，反映出孔子的真实亲切，也体现了他对于治国安邦之事的在意和敬畏。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大量比喻手法的运用。如《子罕》篇中出现了两句以自然景物作比的句子，一句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一句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前者是对于时间和生命流逝的哲思咏叹，后者则是对外境磨砺下的风骨彰显和生命韧性、君子人格的歌颂。正如钟嵘所说，“因物喻志，比也”。儒家的修身目标和原则，本质上紧紧关联如何在生命里创造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超越作为人的有限性，达成卓然和不朽。
总体而言，《论语》的文学性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对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每一位认真阅读《论语》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脑海中总会呈现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也常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感。这些情形，恰恰是因为《论语》真正体现了以“文”化人的力量。
（摘编自车凤《论语》中的以“文”化人》）
材料二：
读书其实从哪本书开始都可以。但是，要思。读书就是去思，读书是学习，思考。“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不是告诉你必须如何如何，孔子的语气永远是：我是这么做的，这么想的，你看着办吧。《论语》不辩论，不结论，不指示，不居高临下“比你较为神圣”地“启蒙”。《论语》是讨论、陈述，是对思的启发，对经验的唤醒。读《论语》要思，要体会。真理在思的过程中敞开，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忽然，蹦出一颗宝石。
正是那种谦卑低调的语感，经验之思，之谈，令《论语》成为一部伟大的指示，千百年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世俗化的后现代氛围，解构，调侃，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玩世不恭，“新就是好”，蔑视传统、经验已经成为常识。《论语》失位已经若干世纪，它本来是汉语的最高之书，现在随便就可以调侃、否定。孔老二、丧家犬，从一个教授的嘴里说出来，磕绊都不会打一下。
《论语》在中华文明中，曾经有着崇高地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崇高地位也令《论语》成为令人窒息的教条。所以鲁迅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个世纪过去，在读书上，“拿来主义”已经相当媚俗，看看中国的书架就知道。窃以为，“温故知新”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回到希腊去找思想资源，越来越显得先锋起来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处是，那种教条化的传统已经被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一切复零，从头开始”“怎么都行”“唯我独尊”摧毁，斯文扫地，烟消云散。《论语》的经典地位早已被解构，去蔽。“礼失而求诸野”，《论语》回到了“野”，可以像它刚刚说出来的时代那样去倾听，去拜读了。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颜渊、子路、闪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
这个时代，可以读《论语》了。
（摘编自于坚《可以读〈论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