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这一两年，文学出圈和破圈被文学批评从业者作为议题频繁地提出来讨论。这些文学讨论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假想的文学圈，我们也大致知道哪些人、哪些部分写作在圈内。这个文学圈，说穿了，不过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有时也替换为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的文学“朋友圈”。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学朋友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谱系，有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它是自足的、自洽的，甚至是排他的。因此，一方面，今天文学的出圈或破圈已经被替换成大众传媒推动的“注意力经济”。大众传媒有意识地培育符合他们规格的作家，遴选一些有故事的作家成为招徕读者的卖点；另一方面，更多写作者想象的所谓出圈和破圈，出的、破的这个圈可能连文学朋友圈都算不上——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用微信转发各种文学消息，我们共同制造着我们文学朋友圈的繁荣，但似乎忽视一点，朋友圈就是朋友圈，朋友圈里虽然不都是真正意义的“朋友”，但至少都是通过添加好友才成为一个朋友圈的。因此，朋友圈的文学繁荣至多只是一个文学的小时代。
②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在重建一个审美等级秩序，使得古典文学时代处在审美低位的小说得以翻盘到“上乘”。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文学的新旧之别不仅仅在于白话和文言，新文学之新也是文学趣味意义上的有别于游戏和消遣的“严肃”。因此，新文学的排他性，在时间上选择了以新易旧；在共时性的空间上，则是避俗就雅，避游戏和消遣就严肃。新文学发端之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的想怎么说就怎么写，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的国民文学，而实践中形成的新文学圈无疑有所偏移，也收缩了很多。胡适和陈独秀，包括更早的梁启超，他们的文学理想落实在新民和启蒙，自然要诉诸通俗和平易的表达和传播。但观察五四新文学后来发展的路线图，即便我们说文学研究会形成的文学意义系统是“为人生”，但它的文学技术路径走的却是精英道路。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我们现在坚守的文学圈大致已经圈定了。这就是一个相对于通俗和大众文学而圈出来的高雅、精英，也是纯且雅的文学圈。
③到这时候，应该看到的一个延续至今的基本事实是，因为国民的文学教育和审美启蒙接驳、接续不上，从五四新文学之初，客观上已经将绝大部分的文学市场和读者拱手让给被其排除的通俗文学，进而也很难兑现文学新民和启蒙的实用价值。可以这样说，预先设定了精英身份和文学理想，也设定了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方式，才有所谓的出圈和破圈一说。我们很少听说通俗文学会提出圈和破圈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的出圈的圈是特指的，而不是全部的文学。
④缘此，姑且承认我们假想的严肃文学圈代表着国民审美的金字塔。如果没有圈内自身冒犯性和革命性的审美涤新，吃的还是五四新文学的祖宗饭，那么，出了这样一个文学圈，并不能输送创造性的思想和审美，那么，出圈不过是一个自我想象的幻觉而已。因此，出圈和破圈，首先要做的不是虚造文学繁荣的幻象，而是汲取、拿来和学习，是面向世界敞开自己，是去重建文学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是持续有力的审美拓殖。这样，真有所谓的“圈”，也是有机的、开放的和创生的“圈”。破圈而出，也不只是觊觎和争夺没有圈进来的市场、读者和话语权，而是基于文学未来的实践性的国民文学教育和大众审美启蒙。在发微新审美的同时，启发新读者。
材料二：
①之所以要“破圈”，是因为圈层确实存在。这个“圈”，既是人际关系的圈子，也是媒介的圈子，更是舒适圈。在互联网传播范畴，传播媒介从“被时代”的纸媒时代转变到了“我时代”的融媒体时代，信息在传播和接受中其价值在不断被重构。传播土壤和传播路径较之纸媒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使碎片化、去中心化成为当前传播环境中的显著特征，个体围绕特定的兴趣爱好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圈层，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圈层的“信息茧房”效应，文学的普世价值被困在一个个透明的“信息泡沫”里，一不小心，就成了“信息飞沫”。
②“破圈”难，“出圈”更难。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受众早就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大众狂欢时代，如诗歌等文学的传播也容易被“泛娱乐化”思维所侵蚀。当我们盘点近两年诗歌“出圈”的热搜事件，一些“诗人”饱受争议，不断地消解着诗歌这门最古老的文学样式的深刻与文学价值，成为读图时代饭后谈资和娱乐消遣。对诗歌而言，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异化传播，在喧嚣过后，严重背离了读者和受众对诗歌固有的审美期待，在及时行乐的拟态环境中，诗人、诗歌和诗坛正被时代和受众所疏远和放逐。
③我们呼唤“破圈”，是当我们谈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能在城市森林的冰冷之中感受到海子充满神启式的灵悟，而不仅仅是被地产商引用为广告词时所代表的消费暗示。未来的文学创作，只有技术革命与文学自省共舞，才能让流量与质量齐飞，只有更好地构建“破圈”“出圈”之路，才能更好地提升广度、宽度、美度，走向更加辽阔的传播空间。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