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工业遗产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物证，在党史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属于重要的革命文物，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由于我国工业遗产长期在“保”与“拆”之间挣扎，再加上工业遗产管理工作所遵循的是年代价值或经济价值优先，兼顾审美价值、技术史价值、区位价值等多重复合价值标准，党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旁落。这导致本应受到重视的红色工业遗产却成了最容易被闲置、毁坏的工业遗产门类，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
任何遗产都有价值，但不同的遗产价值各异。对某种工业遗产是否是红色工业遗产进行价值判定，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红色工业遗产的价值维度判定。从价值维度上看，红色工业遗产是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工业遗产的价值广受重视，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再利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非社会效益。没有经济价值的工业遗产，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年代价值，否则其命运多半是被拆除。
红色工业遗产的核心是红色文化资源，因此应侧重于社会效益，即并非只是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年代或经济价值，更涵盖了在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居于何种地位这一党史价值。这是任何工业遗产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遗产都无法取代的价值。尤其是一些具有重大党史价值的红色工业遗产，决不能从年代或经济价值优先的维度来评判。
二是红色工业遗产的价值目标判定。价值目标指的是文化遗产的首选价值，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如社会和谐价值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目标。就红色工业遗产而言，它作为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见证，是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在党史中有重要地位，传承党史中的红色精神是其价值目标。
三是红色工业遗产的价值标准判定。价值标准主要是判定核心价值为何，一般以遗产本体的历史、文化与审美等多重标准来判定，但红色工业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见证，其首选价值须以党史价值为中心。当然，我们在进行遗产价值评估时，也会考虑到其他的价值标准，如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与区位价值等等，但这些都不可能凌驾于党史价值这一标准之上。 (摘编自韩晗《红色工业遗产论纲》)
材料二：
红色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党史价值，也包括建筑审美价值、区位价值、年代价值与地域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遗存，其技术史价值不容忽视。
在技术史价值之下，红色工业遗产应与其他工业遗产一致，采取保护和利用并举的策略，实现其活化更新。但红色工业遗产又有其特殊属性，具体来说，基于技术史价值的红色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路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红色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有机结合。这主要体现在强调红色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上，即对“四史”与技术史的关系值进行挖掘。红色工业遗产核心价值是“四史”价值特别是党史价值，从技术史角度来看，红色工业遗产又是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工业化的重要文物，因此其所蕴含的技术史价值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史价值。
目前，红色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路径仍以商业化开发为主，如改造为园区、步行街、酒店或商业综合体项目，但许多项目只是依赖于工业遗产本体的区位价值与建筑审美价值，而忽视了其“四史”价值，特别是忽略了本应重视的技术史价值，未能充分地将相关文化资源活化更新，予以挖掘利用。
但在目前的项目中，仍有结合较好的例证，如宜昌809小镇，原是“三线”军工企业华强机械厂，军工编号809，目前由宜昌市文旅公司改造为以提供游学、度假、餐饮与儿童乐园为主的“809小镇”。其在园区内设立了大量的宣传板，记录了“三线”工程的技术史意义及华强机械厂之前所承担的一些技术革新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是保护利用注重红色文化符号的IP价值。红色文化符号是红色工业遗产的底色，也是红色工业遗产技术史价值的文化体现。目前红色工业遗产这一概念尚未被完全阐释，保护利用导向也多以市场开发为主，部分纳入到文物保护范畴内的也多以年代价值考量。就工业遗产而言，红色文化符号为红色工业遗产所独有，红色工业遗产见证了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从零起步的艰辛开拓，从中央苏区兵工企业的“一把铁锤开张”，到今天我国全门类、多样化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其技术史发展脉络就是一部红色文化沿革变迁史。
三是加强对技术档案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尽管红色工业遗产技术档案当中部分保存较好，但目前工业遗产技术档案总体保护水平仍较低。技术档案遗产，是红色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理应得到妥善保护。数字化保护是目前档案保护的主流方式，即通过扫描成像形成数字文档，有条件的还可以上传到区块链上，对档案内容进行永久保存。
技术档案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利用有如下两个路径。一是深入挖掘档案当中被遗忘或被遮蔽的历史材料，特别是一些被遗忘的劳动模范、好人好事或反映国际援助合作的感人事迹等具有社会教育意义、能够服务于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人物事件，重新进行IP赋能，改编为文艺作品、非虚构文学或纳入博物馆陈列宣讲资料，起到“四史”教育的积极作用；二是作为数据库向学界开放，为研究技术史、党史的学者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摘编自韩晗、李卓《论红色工业遗产的技术史价值及保护利用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