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存在于世，同时涉及“用”的问题。按庄子之见，广义之“用”可以区分为两类：对他物之“用”与对自身之“用”。对他物或他人无用，对自我则可能有大用。庄子以大树为例，对此作了阐释。被作为社神的大树（栎社），其大可供数千头牛遮阴，树干之围超过百尺，高数十丈，然而，大匠（匠石）却看也不看一眼。为什么？因为其材质不行，以此造船，则船沉；以此制器，则器毁。然而，正由于它无用于制器，因而可以免于被砍伐，获得长寿。在此，大树无用于人，却有用于己。
“用”具有价值的意义，有用意味着有价值。从哲学的层面看，对他人或他物之用，属于外在或工具意义上的价值（用），对自己之用，则表现为内在的价值。就大树而言，能被制器，是外在或工具意义上的价值，自身生命长久，则是其内在价值。对无用于外物而有用于自身的肯定，同时表现为对事物内在价值的确认。庄子以树喻人，将无用于他人和社会，视为达到人的内在价值的前提，无疑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对内在价值的肯定，则无疑又从实质的方面体现了对人的关切。
前面主要借匠石对大树的评价，阐发相关看法。以此为背景，庄子继续以寓言的形式，借树喻人，对人生之用作了进一步考察。按大树之见，树若为果树，则一旦果实成熟，就会遭到各种形式的采摘，由此伤及枝干，最后甚至夭折，这是其“有用”带来的后果。一般事物也无不如此。为避免此类归宿，大树久求无用，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对他人的“无用”），但后者恰好又成就了自己的“大用”。大匠曾轻蔑地称栎社为“散木”，栎社则以大匠为几死之“散人”，并反唇相讥。
如庄子所言，栎社的自保方式，确实与众不同。这里涉及人的存在与外在名利、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关系。名利对人而言是身外之物，它们不仅无助于维护人的生命存在，而且常常会对人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由此，以超越名利的方式维护人的生命存在，便构成了自然的选择。在以“无用”为“大用”的背后，是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肯定。“用”同时呈现为广义的价值或“利”，在庄子看来，能为他物所用，仅仅只是外在之利，唯有能够维护个体生存的，才是内在价值或内在之利。通过“求无所可用”而使自身生存于世，意味着超越外在之利而实现内在之利。如前所述，这一看法固然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存在的肯定，但同时却忽视了人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依照“无用”与“大用”的以上逻辑，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均属外在之用，对人的存在也相应地主要呈现负面的意义。对“用”与“无用”关系的如上看法，无疑包含消极的一面。
（摘编自杨国荣《世间之“在”——（庄子·人间世）的主题及其内蕴》）
材料二：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事物，会使事物显示出差异性和多样性。一般来说，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性和作用，但人类对事物利用的多少、利用程度的高低，不仅在于事物本身，而且也同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认识事物的功用和作用有关，同人类使用事物的方法和技能有关。庄子同惠施围绕事物有用和无用发生了争论。对于庄子的说法，惠施以“无用”为由加以否定。对此，庄子进行反驳。在庄子看来，惠施所谓东西的无用，其实不是东西本身无用，而是惠施自己不会用，如果他会用，一种东西不仅有用，而且还是大用。《庄子·逍遥游》记载，惠施告诉庄子，说魏王送他的葫芦种子结出了巨大的葫芦，他无论如何想去用它都没法用，他就把它砸掉了。庄子批评惠施这是由于他不善于使用大的物件。庄子举出宋国人有一个让手不被冻裂的药方，这家人代代只会用它在水中漂洗棉絮而挣得少量的钱，但一个人用一些钱买了这个药方将它用在吴越的水战中，使吴国获得胜利。由此可知，同是一个东西，由于人们的不同用法而使它发挥的作用差别很大。庄子说大葫芦不是它本身没有用处，而是惠施“犹有”的“蓬之心”没有使它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为什么不用它去浮游于江湖。
《庄子·外物》记载，惠子对庄子说：“子言无用。”庄子说懂得了无用，人才可以去说什么有用。他举一个例子，大地很广阔，人们走路时所用的只是一脚之地。但其他地方对人走路来说也不是完全无用，因为将一脚之地之外的地方都挖掉并深挖，人们就无法走路。惠施承认确实如此。庄子由此得到结论说，看似“无用”的东西也是有用的。《庄子·人间世》还有“无用之用论”的例证：“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还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确实如庄子所说，事物的有用与无用，是一个非常相对的说法，其表现出不同的一个原因，是人们会不会用。看似无用的东西，对会用的人来说，它不仅有用，而且还会是大用。
（摘编自王中江《“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庄子的“物之不齐论”》）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