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汪曾祺
我在云南住过七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准确地说，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
我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去逛书店，看一本书，一看两三个小时；逛裱画店，逛茶叶店……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是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
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万里长征，
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
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西南联大校歌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喔，我的母校，我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
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一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大路的东侧，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一座瓦顶的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人等在门外“抢图书馆”——抢位置，抢指定参考书。大图书馆藏书不少，但指定参考书总是不够用的。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这些教室里面放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上课时军阀商人家的小姐也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男同学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毯毯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伦。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跟着），因此发出梯里突鲁的声音。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菜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二种，“魔芋豆腐”为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比较明显的、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有些联大师生为云南做了一些有益的实事。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摘编自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中国作家》，有删改）
文本二：
国家兴难，哀鸿遍野，百无一用当真是书生吗？是战在沙场，还是守在后方读书？一群书生几经犹豫挣扎，最终趋向理性。中华民族之存亡，在于文化是否存活。于是乎“读书”有了一股子卧薪尝胆的气概，联大学生们心中只有“担负起国家兴亡”的信念，风采奕奕唱着《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掀起来了！8年时间仅仅只毕业三千余人，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虽处艰难年岁，这群师生却是从心底给出了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他们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勇敢，无问西东。
（摘编自《西南联大·最困难时，往往最心怀美好》）
文本三：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我也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作品的条件。
（摘编自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宗师，他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是在一战前后，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是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