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以来，德国哥廷根大学被誉为“数学的麦加”，每年都有大批高水平数学博士毕业。但是，即使如约翰·冯·诺伊曼这样已在集合论方面小有名声的科学才俊，也只能充当汉堡大学数学系的编外讲师。20世纪30年代，上述形势更趋严峻。1933年4月，德国颁布了《重设公职人员法》。截至1935年底，已有44名德国数学家被迫离职，其中以犹太学者居多。同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优先营救德国数学家难民，并通过美国数学学会将他们迅速安排到大学里的研究岗位。1935年后，迫于美国本土数学家的压力，基金会和数学学会的营救速度放缓，往往只能营救一流水平的数学家。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应用数学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德国数学家库朗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析，涵盖了数学、力学、计算机、统计和概率论等研究方面，其研究团队中成长出了9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彰显了巨大的成效，研究所也被誉为“世界应用数学分析之都”。
——摘编自李工真《20世纪“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