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美学家争辩最激烈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说一个梗概。从一方面说，人品与文品似无必然的关系。魏文帝早已说过：“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①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里一口气就数了一二十个没有品行的文人，齐梁以后有许多更显著的例子，像冯延巳、严嵩、阮大铖之流还不在内。在克罗齐派美学家看，这也并不足为奇。艺术的活动出于直觉，道德的活动出于意志；一为超实用的，一为实用的，二者实不相谋。因此，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批评家也不应从他的生平事迹推论他的艺术的人格。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思想情感为文艺的渊源，性情品格又为思想情感的型范，思想情感真纯则文艺华实相称，性情品格深厚则思想情感亦自真纯。“仁者之言霭如。”②屈原的忠贞耿介，陶潜的冲虚高远，李白的徜徉自恣，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国，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的每一篇作品都不仅为某一时会即景生情偶然兴到的成就，而是整个人格的表现。不了解他们的人格，就绝不能彻底了解他们的文艺。从这个观点看，培养文品在基础上下功夫就必须培养人品，这是中国先儒的一致主张，“文以载道”说也就是从这个看法出来的。
人是有机体，直觉与意志，艺术的活动与道德的活动恐怕都不能像克罗齐分得那样清楚。古今尽管有人品很卑鄙而文艺却很优越的，究竟是占少数，我们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去解释。在甲重人格（日常的）中一个人尽管不矜细行，在乙重人格（文艺的）中他却谨严真诚。这种双重人格究竟是一种变态，如论常例，文品表现人品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在文艺上有真正伟大的成就，他必须有道德的修养。我们并非鼓励他去做狭隘的古板的道学家，我们也并不主张一切文学家在品格上都走一条路。文品需要努力创造，各有独到，人品亦如此，一个文学家必须有真挚的性情和高远的胸襟，但是每个人的性情中可以特有一种天地，每个人的胸襟中可以特有一副丘壑，不必强同而且也绝不能强同。
（摘编自朱光潜《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注释】①出自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意思是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节。②出自唐代韩愈《答李翊书》，意思是有仁义道德的人言语谈吐是美好和善的。
材料二：
千百年来，对于作品与作家德行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探讨从未断过。有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写作者的品行性格是一致的，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为人冲淡则下笔悠远；但也有人认为作品与写作者的品行性格并无关联，写作者笔下的高雅并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反之亦然。金代的元好问就曾在《论诗绝句》里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文人”。
人品有优劣，作品有高下。不管作品能不能体现人品，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势必决定他的思想和境界，进而决定作品的高下。那么一部作品如何才算“高”呢？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比如艺术标准、美学标准、思想标准、社会标准、历史标准等。单从艺术层面来讲，作品的高下与写作者本身的人品并无必然联系。就像秦桧是卖国贼，人品低劣却擅长书法，写出来的字工整划一，“颇有可观”；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大汉奸，臭名昭著，写出来的文章却文风繁复细密，文字明艳照人。他们的作品尽管达到了艺术标准，但是却没有达到更高层面的思想标准、社会标准、历史标准。
文学作品是有文心的，文心就是文学工作者的品性与价值观。一个人道德品行的高低，决定了其文学生涯的长度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换言之，要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在时间的淘洗中留存下来，写作者自身的精神内涵和赋予作品的更高品位十分重要。只有兼具艺术、思想诸般要求的好作品，方可流传深远。
要守住文心，文学工作者必须有责任意识与职业操守。很多文学工作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不是专职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降低对思想境界、修养品行的追求。做事德为先，为文先为人。作为一名有担当的文学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思想的侵蚀。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时代审美的作品，从源头上遏制媚俗文化的流行。否则作品再多，也不过是徒增糟粕。
想要守住作品的品位和风骨，文学工作者还要有匠人之心。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学工作者也是匠人，作品就是他们制造的产品。精心打磨自己创作的作品，这是身为一个文字匠人的基本要求，也是重要使命。往浅了说，文学工作者制造的这个产品要让读者能够读得下去，且愿意花时间去读；往深了说，这个作品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让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启发。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故事、每个时代的精神。文学工作者必须沉下去，弘扬经典，打造经典，在创作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讲好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和任务。
（摘编自潘玉毅《守住匠心守住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