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儒家‘兴礼乐’，更新秦朝法律，‘刑不上大夫’”的建议。汉律规定，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刘邦时，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
——据李小兵《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整理
材料三：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皇帝敕定的《法学总论》中明确界定：“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享有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法制史学者将唐高宗时颁行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华法系的代表著作。《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见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以法制国（the 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不过是君主用刑罚律令来控制臣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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