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隋唐建立统一的王朝，这既是政治分期的标志，也给文化带来新的局面。经过两百多年南北的分裂，文化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继之而建立的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元化，南方的与北方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是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莫非如此。二是文化重心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开始向市民下移，这就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活力。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的效果，就是文化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的统一视为文化史分期的标志。
但是，改朝换代又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化新时期的开始，例如唐宋之间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转折时代，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莫不如此。宋代在许多方面是上承中唐的：庶族士人代替士族文人开始居于文化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开其端倪。宋初士人如王禹偁、石介等每称“二百年来”如何如何，可见他们自己也重视本朝对中唐的延续。
至于横向的地域性考察，是亟待加强的。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等地自不待言，兹举另外几处，略加说明。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证明了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蜀地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蜀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且与中原文化已有联系。蜀地在文学方面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的贡献，古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等等，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成长，一旦出蜀便成为大家。蜀地作为他们的文化摇篮，特别值得注意。
再如，福建是中国刻书业的中心，从宋代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宋代建阳刻书业尤盛，所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麻沙、崇化两坊最负盛名，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0多家，明代建阳书堂达221家。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两地有“图书之府”之称。其中既有善本，如宋建安（即建阳古称）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也有大量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日用类书。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而福建刻书业的兴盛则是福建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由于中国的河流大体上是自西向东，所以文化的传播和中心的移动，沿着河流东西移动比较方便，而南北原属于两个差异较大的体系，文化中心的南北移动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飞猛进。南北交流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的，例如洛阳（或开封）——南阳——襄阳——荆州（或武昌）；北京——扬州（或南京）——苏州——杭州；西安——汉中——成都。杜甫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勾勒了其中一条路线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中心多半在北方，而经济的后盾却在南方（特别是唐代以后），大运河（津浦线就是沿着运河修筑的）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只要畅通着，王朝就不难维持下去。围绕着黄河、长江和运河形成文化的若干中心，是很自然的。
总之，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沿着时间的长河移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宛如乐曲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文化的底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各有地域的特点，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
（摘编自袁行霈《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