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姬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包括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①。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因此，天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天”无形无象，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天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天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当然，周公时代还不可能有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认知，神界即使被放置得比较远，也不会和王朝政治完全绝缘。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而这是连商代甲骨文也没有的词，但无论怎样，“天”还是过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天子”增加更具体的神性定义与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号，其直观用意也是强调自己和六国之王的不同，虽有强调王者尊贵的这一层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尘，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
因为周公掐断了神对人间的直接干预，这意味着华夏世界不会再有主导性宗教，以神的名义颁布的道德律条（如摩西十诫、佛家五戒）也无从产生，所以周人必须另行寻找一套用于世俗生活的道德原则。这种世俗道德的原理，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从而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在《诗经·小雅》中有一首《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译为白话就是，世间的伟大秩序啊，是古代圣人规划的；别人心里怎么考虑的，我设身处地想一下也就知道了。
再到春秋晚期，孔子则用了一个字来定义人和人之间的道德标准，这便是“仁”。他的学生樊迟问他仁的含义，孔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爱的方法，则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人类的一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都可以从这八个字推导出来。所以，孔子从不教育学生们不许杀人，不许偷抢……因为这都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里了。②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摘编自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注]①周人本为商人附庸，与羌人同族，却不得不为商王大批量捕猎羌人，用作祭祀的人牲。后来姬昌（文王）自己的儿子伯邑考也被纣王献祭。②李硕认为，虽然孔子是鲁国人，但他的祖先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是商人后裔。孔子后来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极有可能发现了周公一心想要隐藏的前朝人祭秘密。一则出于对周公灭商后未对商人施行杀祭的感激；二则也源于对残忍的献祭行为的本能抗拒，所以愿意秉承周公的精神，不遗余力宣扬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