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在其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论语》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四重内涵。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春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乐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为此中国人重视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强调人际和谐。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我们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答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曾点气象”。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摘编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