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游艺在文人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性质、内容、形式都发生了新变。这一新变促成了游艺文学的生成，丰富了建安文学的类型，也标志着游艺对文学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游艺”一词出于《论语·述而》中的“忘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游艺”最早的用法来看，它是士人通过对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儒家“六艺”的学习和实践来体悟“至理”“玩物造情"的形式，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游艺还肩负着政教功能，是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工具。如投壶，在先秦就是一种礼乐活动。秦汉时期，古人游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步突破先秦儒家六艺的内容而日趋多样，但其地位和价值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由从事游艺的士人常被“以俳优畜之”不难看出。
至建安时期，不仅游艺经历了从治国理政的工具到娱乐艺术、从单一到综合、从以因袭为主到以创新为主的转变，而且从事游艺的文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游艺开始迈入真正艺术化的新阶段。在建安文人看来，游艺既是消遣娱乐的“游”的活动，还是具有专业性、竞技性、观赏性和审美性的“艺”的活动，蕴含着“艺”的艺术特质和“清灵体道，稽谟玄神”（王粲《围棋》序）的文化意蕴。其地位和价值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是建安游艺文学生成的重要前提。
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和组织下，文人经常举行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此时不少作品就是在文人宴集、游览等游艺活动的影响下产生的。
游艺文学作品主要分为受命而作和即兴而作。前者一般是受游艺组织者之命而作的。如陈琳《武猎赋》、王粲《羽猎赋》等。后者是作者因游艺的激发产生灵感或冲动而作。如曹丕的《戒盈赋》就表现了文人宴集时彼此即兴唱和创作的景象。这些作品是游艺和创作的有机统一。
有些游艺文学作品通常是在游艺结束之后的某一时间，由文人之间的交流或文人独处时的联想而完成的追忆之作。多回忆昔日游艺情景，怀念游艺中的美好体验，寄托和表达自己的情思。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等。
建安时期，文人创作中出现了王粲的《投壶赋》和曹丕的《弹棋赋》等专门书写游艺知识的作品。因为游艺之风的盛行，文人喜爱游艺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游艺的理性思考，所以对游艺的类别及其历史、形制、技巧和娱乐审美功能等进行理论总结。这些作品反映出建安文人对游艺的竞技性和专业性需求已不满足于技术和技能的层面，而要追求“艺”之道的更高境界。
建安时期的文人游艺还培养了文人的艺术趣味，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使游艺文学走向了独立。游艺文学不仅内容丰富，涉及围棋、田猎、斗鸡、弹棋、投壶、樗蒲、蹴鞠等各种游艺活动，而且所运用的文体有诗、赋、铭、书信等。这些书写实践充实和丰富了文学的意蕴，也进一步强化了文学与游艺的联系，开启了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二者互动关系的新局面，对后世文人游艺和游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龙《文人游艺与建安文学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