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失落”而陷入“抑郁”是现代派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情感。这种情感是在“恐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害怕不能充分得到，害怕自己毫无价值，害怕被拒绝或失去某人。这种情感的形成首先是青年社会人格不成熟的一种表现，由于所知所见还太少，对于现实的评价只能局限于一个小范围，或是个人的一已悲欢，或是阅读中的想象性经验。凭着这个小范围对整个的社会历史进行评价，难免陷入盲目偏颇、自卑自怜，进而自我封闭，对外部世界采取消极的态度。他们仿佛已经看破了世间诸相，以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单纯执着对人生，人性做形而上的思索，在诗歌创作中给人以凄艳又空灵的惊人美感。但历史给了他们人格成熟的机会。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族危机，不仅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行动能力，也间接地使一群做梦的年轻人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中磨炼自己，使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明白自己的价值和目标，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使命，不再“恐惧”，也就不会再“抑郁”。这也是每个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普遍过程。
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又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五四”的历史青春期特征体现为行动的热情——青年有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向往着离开旧家庭，到广大社会上干出一番事业，且怀着“改造社会”的启蒙热情，是一种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青春。相比之下，三十年代的这群青年则“实际”得多，他们离开家来到城市，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因为这是现代社会文人的一条通路。他们或参与仕途，或致力于文化。对于性格较为“自我”的现代派诗人来说，显然进行社会工作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仕也需要家庭背景，因此“文学”变成了不二选择。他们对“文学”首先是一种爱好，后来“文学”成为一种专业，再后来成为一份职业（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学院研究）。总之，“文学”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不再是“五四”时期在“启蒙”的大背景下要求文学有助于“改造”社会。因此，他们的作品还体现出青春期的另外一些特征；感伤、速恫、缺少功利性的行动而专于形而上的思考。
罗振亚将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情感空间以“病态的诗化青春”加以概括，认为其情感是“浊世哀音”，表现了纤弱幽微的现代情绪。笔者以为这一描述对现代派诗歌的价值未给予充分的正视。近年来，对现代诗派（以及三十年代的其他现代性创作）的评价，我们不再将其作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加以斥责，而是肯定其美学价值和它作为左翼主流之外另一种文学形态的合理性。正如詹明信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往往注意其形式技巧的价值，而经常忽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也是有现实内容的，是对社会现实有所反应的。只不过这种反应，经过了作家主观世界的折射和融汇，“认为现代主义就是主观主义的幻觉必须纠正”。因此，对现代派诗歌的情感内蕴的“现代”特指，有必要加以重视。同时，现代派诗人作为敏感的“现代人”，作为一群有着鲜明的青春特征的年轻人，他们的创作，也与自身的社会经历、社会化人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毕竟一位作家或诗人，首先是作为有着鲜活生命、经历着人生各个成长阶段的个体而存在，而不是天生的“现代派”或“革命者”。
（摘编自李璐《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青春特征》）
材料二：
相对于澎湃激荡的时代风云主潮，现代诗人歌唱的音调显得幽微而纤细。现代派诗人的感知方式，注定了现代派诗歌的抒唱视点总是偏向于个体心灵的隐秘之隅，而对群黎苦痛与时代风雨采取疏离态度。即便现代派诗人偶尔涉笔于社会与时代，也是别有用心，大多凝神注目其非本质方面，偏爱以破碎感去评价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产生现实的失落感，只将它作为缘情抒志的载体与窗口而已。
逃离现实，憧憬世外桃源，几乎是所有现代派诗人的普遍特点。
这群置身于白色恐怖中的敏感抒情主体，对理想有所追求而不可得，对现实有所不满又无可奈何，由于方向模糊不明，渐渐都退缩到时代潮流之外，甚或怯于直面惨淡人生与淋漓鲜血，成为那踊荒街的寻梦者、孤寂的夜行人和可怜的单恋者，咀嚼一已的喜怒悲欢心境，投映在价值形态上便有了充满自怨自艾、无病呻吟的浊世哀音，对现实生活的速悯、感伤、失望、厌弃、忧郁情调弥漫为压倒优势的基本问题。这种色彩基本上遍染了所有诗人的精神凝结物。戴望舒无奈地咏叹道“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我的素描》），生活是“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夜行者》），所以自己“漂泊的孤身”“要与残月同沉”（《流浪人的夜歌》），悲观与沉重已力透纸背。何其芳对寂寞品味深切，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本诗集蕴含的就是青春病态，是“刻骨的相思，恋中的征候”（《季侯病》），是飘忽而微茫的心灵语言。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充满了哀楚与恤惑。李心若厌弃人世，《无题》与《灯》都是寂寞与凄清的写照。孙大雨、张君甚至把丑恶异化的事物也牵引进纯净的诗中，《自己的写照》与《肺结核患者》都充满了现代都市的异化景观和荒原感受，都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现代性。
总之，几乎每个诗人的诗都仿若秋蝉败叶，忧郁颓唐，蒙上了一种“欲语泪先流”的阴影，甚至有的还流露出了一定程度上无奈的避世观念，这是抒情群体远离时代和人民的必然报应。同时也可以看出，大革命的失败给予知识者的精神震动，在力度上远远超过了新文化运动，大量具有困惑感、寂寞感、孤独感的诗篇，正是社会激荡的心理折射与映照反应。虽然它感伤气太浓，但它也寄寓着诗人们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怀疑。
（摘编自罗振亚《病态的诗化青春——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情思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