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8 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 在《延河》上发表了， 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 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 这——给她以起死回 生的力量。
茹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 在荣誉面前， 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 动力，在创作园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 中国社会风云变幻， 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 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 去描写“高大全 ”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 她有点拿不准， 感到无所措。1960 至 1961 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 年， 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 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 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 何况茹志鹃？ “在这风风雨雨中， 我惶惶然， 茫茫然 了， 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 ”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 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 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 ”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 写得艰苦极了。 一篇作品不是发自 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 1964 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 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 “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 但是无计可 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 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 不善于写高大完美 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 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 ”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 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 ”“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 ”“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 ”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 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 海文学》，任编委， 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8 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 生活却在延续， 感情是延续的。 ”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 是不 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 有其深度和力度， 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 我们看到 了她的心在流血， 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 “我不知不觉地 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 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 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 不是洋溢的、轻松的， 它灼灼于内， 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 然后 才流于笔端。 ”
从歌颂到鞭挞， 这一变化说明， 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 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 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茹志鹃“文化大革命 ”后的作品， 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 也进行了一些可 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 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 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 读了她的许多近作， 称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的箫声 ”。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 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 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 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传》)
材料二
1977 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 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 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为“反革命 ”还 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 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 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 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 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 不骄不娇，无私真诚， 对上从不媚颜， 对下从不施压， 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选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材料三
茹志鹃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极其贫困。由于两岁丧母， 父亲离家出走， 她只得随祖母辗转 沪杭两地，靠手工劳作勉强糊口。 11 岁才上小学。祖母去世后，被孤儿院收养。后进上海妇 女文化班学习。
……
进入新时期以后， 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更深邃， 作品“从微笑到沉思 ”，温存中透出 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选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