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以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摘编自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材料二：
在广义的中国诗学中，情与事是密切相关的。《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缘事而发，汉乐府诗同样被认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南朝钟嵘罗列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典型事件，认为“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而唐代白居易“直歌其事”的写作策略和宋人提出的“述事以寄情”说则进一步肯定了通过叙事来表达情感的可能性。虽然小说家的创作缘起是多源化的，但小说的叙事特征决定了“缘事而发”是其生成的重要缘由之一。清代烟水散人在《珍珠舶序》中说“小说家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不仅指出了小说缘事而作的特点，还表明其“事”在性质上的感人特质。
古代小说的“缘事而发”，既可缘于历史、社会之事，也可缘于人生、生活之事。前者如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多记述社会上的异事异闻，又如明清章回小说，多有感于世风变迁或历史兴亡。后者如晚明以后的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多缘起于作者感于自己的人生遭际。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述自身的梦幻人生经历是《石头记》（《红楼梦》）的创作缘起，《绘芳录》的作者曾写到，“欲作小说以自述生平抑郁之志”，“实事实情，毫无假借”（西泠野樵《绘芳录序》），这种“自述”既缘于实情也缘于实事。强调古代小说的“缘事而作”并非要否认小说的其他创作缘由，而是意在说明作家在创作阶段，就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情感态度，感于事，动于情，乃作小说。
小说的文体特性决定小说的抒情方式不能像诗词那样以“意象”为中心，而是“以事寄情”。小说的情感需要假借具体的小说事件抒发出来，不同的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例如，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叙写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故事，表现的是欢喜团圆的愿望，而《金瓶梅》《红楼梦》等人情小说叙写的则是人生与生命的盛衰之道，表现的则是乐极而悲之情。“事”不仅可以唤起作者的情感，成为文学创作的条件，也可以“由事到情”，成为表达情感的手段。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以寄情”同样符合叙事学的原理。不同于诗词的自白式话语方式，小说的叙述主体被作者分化为叙述者和众多小说人物，不同的主体处在不同的叙述层级，其情感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叙述者和众多小说人物的情感并非隔绝，而是统一在作者的抒情话语之下，形成抒情合调。作者将读者带入小说人物和叙述者的视点，本质上即是召唤读者通过叙述者和人物的角度来观看世界，以达到“共情”的目的。
（摘编自陶明玉《小说何以抒情：从古代到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