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关键技术加快攻关，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年平均增速达到15.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是成功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工业化转型的范例，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截至6月底，中国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300多个城市。
“中国科技实力已经从跟跑转变为跟跑和并跑并行，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中国自主研发了大量先进技术装备和系统，特别是5G、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加快了数字经济增长。”汤之敏表示，中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机遇世界共享》，《人民日报》2022年8月29）
材料二：
数字乡村治理是信息技术在乡村空间中不断应用、嵌入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存在多重耦合基础，并在经济、生态、文化、民生等重点领域有着应用空间，但这一行进过程还面临诸多的挑战、误区及潜在风险，精准定位这些阻力因素，有助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持续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是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两者分别是数字乡村的“硬件底座”和“软件基础”。目前来看，在硬件上，存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挑战。不少研究明确提出，当前我国数字多效治理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薄弱，而向农业生产的物联网、农机智能装备、4G和5G网络、北斗导航、遥感卫星等基础设施的研发和应用都远落后于现实需求。在软件上，面临系统平台互斥与数据孤岛的挑战。实践中，数字乡村建设尚未形成一体化的数字治理体系，始终存在条块平台分割、系统独自运行的矛盾，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境难以形成有效耦合。因此，数字乡村治理要想真正实现，一定要以“数据包容”为理念，注重共性平台的打造，通过县域数字一体化平台的推进，纵向上形成“中央一省一市一县一乡”各层级基础数据资源的互联贯通，横向上注重各部门条口的数字协同与涉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应避免因数字平台条块分割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平台的重复建设，从而消除数据资源的横向排除与信息孤岛。
（摘编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材料三：
（图表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材料四：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基础性、战略性生产要素，成为决定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核心资源。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是中国实施数据安全监督和管理的一部基础法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提升国家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和数字经济的治理能力。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安全保护立法也成为大国竞争和争夺数字经济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从全球范围看，近年来，数据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损害个人隐私，攫取破坏和滥用数据资源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数据安全的重要性，逐步开始实施相关法律，加大了数据安全治理力度。同时，在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在不断加强。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防范数据安全风险、构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完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安全法》的实施，将改变长期以来对数据的“重搜集、轻保护”现象，树立全民数据安全保护理念，为企业数据安全“保驾护航”，全面提升政府数据安全保护和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和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我国国家地方省市以及各行业监管部门关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已颁布5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也预示着我国数据开发与应用将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摘编自《数据安全保护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