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复作：在官府服役的女犯人），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三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