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在评论叶芝时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疯狂的爱尔兰驱策你进入诗歌。”仔细思量，这里的爱尔兰，应该不但指叶芝的地域意义上的祖国，更主要指文化意义上的故乡。
奥登的话揭示了文化的强大制约力。对于一个作家，他接受制约的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都依赖于语言——准确地讲，是他使用的母语。一种语言的最高成就，它的节奏和韵律，幽微和曲折，它的本质和秘密，也是通过最优秀的作家作品体现的。在俄语，是普希金、托尔斯泰，英语世界不能忘记莎士比亚和哈代，而在汉语的天空，最亮的星辰是屈原和李白，是曹雪芹和鲁迅。
一位作家，他从写作中获得的幸福感，首先应该是他确信，有人分担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喃喃自语正被千万只同一种语言的耳朵倾听。共同的生存境遇，让他和他的读者明白什么样的话语和声音连着最深的疼痛。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则使他们更能够听得出哪是正色厉声，哪是弦外之音，哪些静默不亚于洪钟大吕，哪些笑声其实是变形的哽咽。他与他们之间不需要解释，相比条陈缕述，更多的是相视莫逆。
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必定是为他的同胞而写作，以赢得他们的赞誉为目标，此外的其他动机都是可疑的。尽管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已将全球连成一个村庄，但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深处的东西仍然无法转译，无法获得对等的理解。它们涉及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它们被封存在母语里，对一些人会敞开，对其余人却长久缄默。我们如何使外国人懂得为什么“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取材于彭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从本质上说，语言文字就是特定的社团人群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特定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关于如何联络、思维和识别等等的操作系统。可以说，人类既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历史上曾出现不少因语言而造成的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异国他乡，几句母语或家乡话，会使两个陌生人倍感亲近，“乡音无改”也只是表明“我”仍然属于原来的那个群体，母语情结往往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联系着。许多时候，人们关注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用哪种语言方式说，这就是语言的身份识别功能、语言的“图腾效应”。一位海外的中国诗人说，每当他听到“碧海”“沧桑”“江湖”这些汉语独有的词汇时，都会莫名地激动，甚至落泪。
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有不同之处，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人类的思维都是相同的。了解一个群体或民族，首先要了解它的语言，学习它的语言，并且最好是“地道得不露蛛丝马迹”。这其实是在要求，遵从这种语言的思维习惯，甚至还要学习和遵守这种语言的语言习俗等。如果不了解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点，就很难理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句话背后的贬义。不同语言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也大不相同，像德语等西方语言，在表达上通常更加直接明确，而中文则更为含蓄多义。
（取材于肖贤彬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民族生活的所有信息都积淀在民族的语言中。
语言和人的关系，就像云和天的关系，是如此牢固，只要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语言的生命就不会断绝，而只要语言的生命的种子还存活着，民族生活及其精神文化的传统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五千多年，成为人类历史上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书同文、语同音，方能心相通、情相融。
因此语言的意义绝不止于为人们提供单纯交流的“工具”，它还从根本上使得交流中的人们的存在成为可能——语言不仅使人们在空间中的存在成为可能，即不仅是一个社会得以凝聚的神秘的黏合剂，它还使人们在时间中的存在成为可能。只要有语言，人们就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迷失自己，因为当人们要在时间中确认自己的时候，最先给他凭借的，就是语言。语言是人走不出去的生存的极限，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自己的母语中迷失。
传统文化的生命，有赖于语言文字的生命。语言如果“转向”了，扎根于这种语言的传统必然也要跟着“转向”。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决不能仅从技能层面谈论如何提高汉语修养，更要把尊重、敬畏、护卫、热爱母语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精神责任来看待。
（取材于郜元宝等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