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山兄弟
卞毓方
天生一个小可怜。貌似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但头顶光光，一毛不生。眼皮耷拉，遮住瞳仁，仅仅露出一条缝，乡人形容是用芦柴篾子划的。个头矮小，六七岁了，看上去只有三四岁，走路倒蛮快，落地无声，穿檐过屋如风，状如小老鼠。衣服嘛，衫不像衫，裤不像裤，是他娘捡邻家孩子穿剩的破烂。老家是阜宁陈良，三岁时，也就是1953年，随父母搬来合德。都说这是新兴的镇子，有奔头，有发展，没承想四岁那年，父亲患食管癌病逝，撇下他和十二岁的哥哥、三十出头的娘。
政府济弱扶贫，每月无偿划拨五斤白砂糖，供小山的娘制成糖球销售，赚点糊口钱，哥哥四处打小工。他稍微长大点，便每天挎个竹篮，上街捡煤渣，捡烟头。早饭是没得吃的，中饭、晚饭有一顿没一顿地凑合着。
“小山，你来。”西邻大妈叫他。
他嗖嗖地跑过来了，他知道准有好事。
“今天煮鱼，帮我上街买五分钱糖色酱。听清，三分钱酱，两分钱糖色。”大妈递过来一角钱。
那多出来的五分，就是跑腿费了。
小山的娘去码头洗衣服，西邻大妈随即跟过来，洗青菜、萝卜、山芋，临了，总会往小山娘的洗衣盆里塞点儿杂七杂八的东西。
小山捡的煤渣，一斤卖二分钱，捡的烟头，剥出烟丝，晒干，一包卖五毛钱。他常把煤渣分给西邻大妈，烟丝分给西邻老爹，不要钱。
后来，娘改嫁。再后来，他与娘随继父下放陈洋镇开洋村。临走那天，向西邻告别，细细的眼角噙着豆大的泪珠。
这是我童年的往事。西邻大妈是我的母亲，西邻老爹是我的祖父。记得祖父曾把小山叫过来，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刘古山”，一字一字地教他认，末了叮嘱：“记住了小山，你的名字，就是你的脸面。”
过了一年，我也离开合德，北上京城求学。从此尘海茫茫，音断信绝，然内心深处，始终晃动着那个羸形垢面的“小可怜”。
小山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还有后来吗？
“后来”来了，癸卯三月返乡，一天晚上，我和从前的邻居张长庚兄弟小聚，提起刘古山，长庚说，他已搬回合德，就住在我家后边。我拉了长庚，冒雨前去寻找。
二层小楼，临街。敲门，无人应。街坊大嫂热情，帮忙拨打他的手机，终于接通电话，下楼开门。
我先发制人，一把拉住他的手，问：“你还认得我吗？”
他愣了一下，定睛，左瞧，右瞧，惊呼：“卞三哥！卞毓方！”
笑容和热泪霎时涌出，他是，我也是。
屈指算来，这一别，整整一个甲子。
他能认出我，证明我变化不大。
我却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你怎么看，都看不出他是昔日那个“小可怜”。灯光下，他如霜的白发，宽阔的前额，轩昂的鼻梁，方挺的下巴，衬上酡红的脸庞，透出一股神气、福气。
坐定，环顾室内，这是一家汽车出租公司，装潢考究，四壁挂满了锦旗。我顾不上寒暄，单刀直入，问：“古山兄弟，看来你后福不浅，你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三哥，不瞒你说，刚到农村那会儿，苦哇！”古山讲，“娘和我，属于弱劳力，干一天活儿，工分值很低。过年，连块豆腐也买不起。亏得古才哥哥从合德带来两斤茨热，勉强过个春节。”
“你是如何转运的？”我问。
“人家怕苦，我偏找苦。我人瘦，但身子结棍；我块头小，但脑瓜聪明。第二年，我专挑重活、难活，别人不干的，我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伙儿评我为劳动积极分子。”
劳动，这是实打实，硬碰硬。看不出他精头细爪，骨瘦如柴，竟有金刚之魄，罗汉之魂。赞！
“学习‘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我没念过书，不识字，但记性好，人家读，我听，三篇文章，听几遍，就背上了。我又加背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村里轰动，树我为典型，我成了市里的学习标兵，后来又加入村里的文娱宣传队。”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听你谈话，肚里已有些墨水。”我满怀兴味，“你是怎样摘掉文盲帽子的？”
“我能背，自然就会照着‘老三篇’一字一字认。‘老三篇’认完了，再认《反对自由主义》。四篇认全了，文化就有了基础。”
高，这是“曲终收拨当心画”，这最后的一“画”落在了文化。
“当到市里标兵，领导培养我入党，让我抓队里生产，抓财务管理。我不懂账务，就跟县里一位专业会计学习借贷记账法。后来村里考会计，一百分的卷子，实践部分占四十分，借贷部分占六十分，几位老会计拿了前面四十分，我拿了后面六十分，我得了第一，当了总账会计。”
总账会计，这是真本事！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今话则要说“穷不过二代”。古山十八岁结婚，妻子是老家陈良人。岳母嫌他眼睛小，他就去医院动了手术，改变了因不良发育而被掩盖的明眸，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生两子，随时代的节拍，出息成了商界精英，一个在盐城，一个在合德。孙辈有四，大孙子本科毕业后去国外读硕士，两个孙女，都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最小的孙子在读初中。如今，老两口退休无事，在镇上帮二儿子照应门市。
曾经，看“山”是“山”；如今，看“山”不是“山”；站远一步，站高一步，看“山”又是“山”。
（摘自《光明日报》2023年9月8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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