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们都在传诵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是信息。”如何理解这句话？媒介是信息吗？媒介怎么会是信息呢？说“媒介即是信息”，就是想表达新的看法，将本来不是的说成是，就有了新意。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媒介与信息是二元对立的。媒介在传递信息，因而它不是信息。比如说媒介是车，信息是车中的货物。货物通过车运到远方去，接受者要的是货物，而不是车。我们通过媒介传递信息，需要的是信息，不是媒介。
由此还可以说：媒介的价值是中立的。运输者只管运货，而不管是什么货。所有的货都化成了重量或体积，而不管其中内容的千差万别。媒介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说各种各样内容的话，其间的区别只有时间的长短；使用文字，可以写出各种各样的内容，其间的区别也只是篇幅的长短。至于说了什么、写了什么，那就是信息。
然而今天要说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意思，即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媒介和信息是相互促进的。虽然车是车，货是货，但要知道，有了车，就对货物的生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运输，一个地方的物品只能自产自销；没有分工，生产率就上不去，现代化的大生产就不可能实现。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恰恰依赖于运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大城市的形成。
谈到媒介与信息的关系，用货与车的比喻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远远不够，而且容易产生误导。原因在于，货与车是可分开的两个物，而媒介与信息本身不可分，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例如，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但同时，意义又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们并不是先想出一个意义，然后用语言传达，而是直接用语言来思考。语言既是思考的工具，也是思想的存在方式。不存在离开其存在方式的思想，也不存在独立于其外在表现的意义。语言学家们可以围绕意义对不同语言之间是否可翻译的问题进行讨论，但这并不能得出存在外在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的结论。
将这一结论移用到具有不同媒介的艺术门类上，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媒介是信息的载体，我们用语言、声音、图像等媒介传达不同的意义。对于创作者来说，当心里有一个意图时，用哪种语言表达，或者用声音、图像或其他媒介表达，所形成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媒介的发展也带来了信息的增长。如前所述，运输并不直接生产出产品，但运输畅通了，生产就能发展起来。物流畅通，就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在良性循环中发展经济。
媒介的革命恰恰在于它造就了新的可能性。过去认为，信息太多了，产生需求，于是媒介就发展，就像东西太多了，需要大一点的容器才能盛下它们一样。这句话其实说反了，不是由于信息太多而促进了媒介的发展；恰恰是由于媒介革命，才使信息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竹简的年代，用几个字就能记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书写太费力气，就不多写了。现在则不同，写作变得很简单，用电脑打几个字就能传出去，于是就有大量的人写，信息就被大量生产出来。信息的充盈是由于媒介的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即是信息。有了媒介，才有信息。
（节编自高建平《媒介的意义》）
材料二
布尔迪厄曾说过：“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求一种对于自身的反思的回归。”当然，不同的研究领域要求不同程度的反思和修正。这取决于这些研究领域的“硬度”或“软度”，也取决于学科所处的社会、技术和知识的环境变化速度。一个学科应对外部变化时，基本范式所做的改变越少，这种学科越有“硬度”；一个学科的理论结构越容易受外部变化的影响，这种学科就越有“软度”，因而，越有必要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讨论和重新构架。用“硬度”和“软度”标准来看媒介批评，其“软度”显然更为明显。
针对传播学存在的问题，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认为，传播学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统一的目的，方法的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弱点而不是它的强项。传播学领域经常有众多的量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历史学者、法学和政策专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倾向于保持自我特点，其整体性小于各个部分之和。因此，传播学被划为弱者联合会的范畴之中。传播学深陷在学科割据的困局之中。作为一个“弱者联合会”，传播学在深受学科细化之苦。前 ICA 主席多思巴士认为，学科壁垒的蔓延导致“越是通过个人努力去制造专业差别，研究的问题就越发细小，越发远离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学科范式，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学科范式中努力寻找研究的一席之地”为此，麦克切斯尼呼吁：传播学不能通过模仿其他领域而遁入学术的陈规旧套之中，我们不得不勇敢地从流行的、学科间的方式中挣脱出来，直面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性倾向。时代需要这样的做法。
与传播学比起来，媒介批评显得更加羸弱，其概念不甚明确，其研究范式尚不稳定，其理论合法性基础不牢，影响力还很有限，在山头林立的知识场域中，媒介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其处境与传播学相似，其面临的问题比传播学还要突出。
如何解决媒介批评面对的问题？麦克切斯尼对传播学的提醒值得媒介批评借鉴：必须强调对媒介批评的反思，不能让媒介批评重蹈传播学覆辙，不能陷入概念和范式的牢笼难以自拔。媒介批评要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必须重申其“批评”精神，重申其“启蒙”使命。因为，媒介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即在于对“批评”精神的坚守。尤其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已经全方位地介入我们的生活，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媒介作为重要的影响要素，对我们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介入，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充满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纠葛，为此，需要通过批评实践，在媒介和社会场域，揭示文化表征背后的隐秘和阴谋，祛除意识形态的精致谋划，拆除权力控制的藩篱。
（节编自张涛甫《媒介批评：基于启蒙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