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孟子思想中最有影响的内容之一，是他的“浩然之气说。“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出现的一种至大至刚的豪迈无比的精神状态。它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气质特征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这种浩然之气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不受外物的引诱而坚持正义。“浩然之气”说，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种一往无前、勇敢奋斗的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宋元之际，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可以说历代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斗大义凛然，其业绩可歌可泣，感天动地，追本溯源，都可以说是这种民族精神熏陶的结果。
儒家的仁义博爱思想到了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为《易传》的“厚德载物”理论。《易·坤卦·象传》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什么厚德可以载物呢？前人解释或谓坤者顺也。谓“地顺承天道，其势是顺于天道”，此说虽然不误，但不若以厚重释“坤”之意蕴更好些，《中庸》以博厚为释，得之。《中庸》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依照此说，“博厚”便是“载物”的根本原因。古人以大地之广袤无垠，联想到人的品德之淳厚博爱方可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故谓之“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表明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那种博大胸襟和包容一切、理解一切的气度。在这种宽容精神指引下，中华民族不仅使自身得以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能够有放眼纵观世界的眼光。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精神的概括源于《易》。《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宋儒解释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曰强，安肆曰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但却不仅没有如同世界上有些民族那样遇难而沉沦消亡，而是战胜困难，继续前进。不是多难而亡，而是多难兴邦。这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基于长时期里面人们对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的考察与哲理思考. 正如《易·系辞》所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将天地自然融入于哲思，并且考虑到“万物之情”，以之来指导社会人生，其精神之深厚自在情理之中。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时至今日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们的古人却能够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提出观天法地的理论，将自然与社会进行综合的互动的考察，这是十分宝贵的。
（摘编自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材料二
在儒学史上，孟子率先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命题，成为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范畴。“浩然正气”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追求，特别需要“养义”。所谓“养义”就是要养正义之气，养大义凛然之气。儒家仁义并举，非常重视“义”的情怀和担当，甚至把“义”看作立身处世、为官为政的核心精神支柱。“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以公义胜私欲。”（《荀子》。此后，董仲舒特别突出了自我内心中“养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明确提出了“养义”的观念，在董仲舒看来，儒家追求的“义”的人格担当和道德精神非常必要，甚至把这种精神看作是儒家人格特征中“真精神”的体现。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浩然之气”的境界追求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特别是主体性力量的挺立依然意义重大。只有胸怀正气的人才会无所畏惧，下才能达到“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界。今天的社会，应当充盈这样的“浩然正气”，只有在道德境界挺立了这样的正气，才能让结党营私者、歪门邪道者望而却步；才能使老实人不吃亏，鼓励实干兴邦，务实求道；才能养成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坚守正义的选择。
养成浩然之气，并非立等可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既要“寡欲”，更要“尚志”，特别需要一种意志和信念，正如郑板桥在《题画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县备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达到“浩然之气”的境界！
（摘编自沈小勇《“浩然之气”与儒家的道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