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封建社会，酒让权力神圣，酒让王朝辉煌，酒让天子自豪。历朝历代的皇帝王臣多数是爱酒饮酒的，酒文化是他们的最高礼仪。喝酒敬酒在夏商周乃至春秋都有很严格的一整套规定，皇帝大臣衣着何服，酒举多高，先敬谁后敬谁，如何下跪，如何举爵，如何唱喏，如何示天地，如何敬神，口张多大，酒倒器中怎样饮，每个细节都不能少，不能乱，不能错。包括礼乐都有繁规戒令。
从秦开始，酒和酒文化逐步从皇室祭祀神坛走了下来，流入了王臣贵族、士大夫及文人学士之中，这标志着酒文化的大解放，从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史书记载，在先秦诸子中，孔子知酒，孔子也善饮。他是爽而不过，饮之有度，并在礼节上要求甚严，堪称“酒师爷”“酒圣人”。翻开中国四大名著，里面几乎都写到了酒和酒文化。还有妇幼皆知的刘邦和项羽的“鸿门宴”，以及堪称天下第一成功之宴的北宋皇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等典故，都深刻地阐释了酒文化在政治斗争场上的精彩与深邃。
酒和酒文化的魅力对文化人的诱惑和冲击更为激烈，更为壮观。中国传统的诗书画无一不与酒文化产生密切联系和融合。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的好诗好句好情好意都在酒后，这是李白酒文化的风格。欧阳修自称“酒翁”，他的酒文化即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苏轼则是现实主义诗人，他也离不开酒，无酒就可能无苏词。还有杜甫、孟浩然、刘禹锡、王维等，他们都是诗里有酒、醉酒留诗的酒文化人。还有古今行书天下第一的王義之，王羲之醉写《兰亭序》，写完后大醉。酒醒后，见序文中有改有涂，便重新提笔连写数十篇，无一能胜过酒醉之作。王義之自己感叹道：醉中挥毫乃“神助之功”。酒文化把这些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田园文学的各方大家密切结合了起来，推波助澜，相得益彰，形成了浩瀚无垠的中国文化和灿烂的华夏文明。
酒文化原始于平民，经过长期发展更加融入了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在山林中，清溪边，茅屋下，百姓的炕头，路边的小店，到处都有欢乐饮酒的场面。中国的酒文化根植于每个人的血脉里。有的地方女人一怀孕，家里就要摆喜宴，之后还有满月酒、百日酒、周岁酒。除此之外，还有拜师酒、定亲酒、结婚酒、迎亲酒、过寿酒、盖房搬家酒、拜把子酒……中国喝酒的形式很多。酒席上首先讲究的是主客排位，长者坐上位，亲朋好友请客则贵宾在上，官场上官大为上，等级森严。其次是敬酒。要三杯敬起，有好客的量大的就敬三碰三。划拳是最精彩的地方，有许多趣名和叫法，唱句更是多样。无酒不成席，以酒待客，以酒会友，以酒取乐，从有酒以来数千年不变。十里乡俗各不同，越是到底层，越是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喝酒中边歌边舞，边舞边敬，把酒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酒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琳琅满目，丰富多彩。酒文化更多了一些烟火气和亲切感。总之，酒文化越接地气，它的感染力、生命力就越强大。
（摘编自毛印科《浅谈酒文化》）
材料二：
佛教对酒是严令禁止的，他们反对饮酒，甚至把酒当作万恶之源。凡是一切能使人产生醉意、呈酒色、散有酒香酒味的，无论是果酒、甜酒还是药酒、清酒，都在禁戒之内，一旦饮用，则为犯戒之举。
入佛教之后，戒酒为僧人必要恪守之责。他们认为戒酒是为了更好地修身进佛，斩恶因才能得正果。在他们眼中，酒会使人丧失理智，蚕食人们的精神，颠倒是非，最后使人迷失心智，走上不归之途。
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其逐渐被本土化，在社会生活中也进一步被世俗化和民间化，这时一些所谓的酒肉僧人也随之出现，而且从南北朝时，他们开始被人注意，还有了史籍的记载。
至唐代，禅宗发达，讲究顿悟，明确规定了僧人要戒酒肉等信条。这一时期的僧人传播群体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唐代僧人群体庞大。《唐代社会概略》记载，唐朝僧道之数多达十二万七千人，占当时社会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其次，寺庙文化教养较好，儒行合一，群体中出现很多爱好诗文者。此外，在僧人素质方面，有公度和私度两种统系。公度者即严格依法规受戒，并得到官许而出家的人，反之则称为私度。最后，僧人中从事社会事业和教化的较多，常常各处游历。由此，作为酒文化传播者的僧人群体亦具有很大的传播价值。其分布的广泛性对酒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之僧人中爱好诗文的人和传播教义者经常会利用寺庙等地进行创作，亦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进而推动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尤其是私度僧人的出.现，使得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于部分僧人群体中。
随着禅宗的繁盛，立地成佛和肉身成佛之现象和观点亦逐渐流行起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之前的戒律有了新解，在佛教有关的史料中也记载了一些新的酒肉僧人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吃酒肉和尚形象。这时期的酒肉僧人并非含有贬低之意，他们大多是一种正面的形象，酒之于他们更多的是来衬托他们神僧之怪诞，或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如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其也是一位僧人，但从不坐禅，可谓是一个酒徒狂僧，以饮酒、吃肉、云游、草书为人生四大乐事。他被人称为醉僧，常与酒徒词客共饮于酒肆之中，而醉酒后一挥而就，创作出平日所不能及之作。由相关的文学资料记载可知，酒之于佛教，乃万恶之宗、罪恶之源，处于佛教的僧人教徒也大多对其避而远之，但亦有好酒之僧的出现，可见酒的诱惑之大，大大提升了酒文化的魅力和传播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佛教对于酒的禁忌和观念限制了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对酒文化的形成和内涵的丰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紫玉文史《唐朝时期，酒文化的传播群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