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生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体而言比较冷静、沉稳，民族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不需要客观实践。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
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出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须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并且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远古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不断对域外文明进行接纳。古典时期自命无证，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以及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到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都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一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于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驭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快更好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需求。
D . 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制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