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然之天”视角下的天人关系属于宇宙论范畴，主要探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是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来源。无论是老子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还是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或是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是指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始于同一宇宙本源的有机整体，倡导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人合于天的“天人合一”。而且这些保护自然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也都得到了实践。我国早在尧舜时代就设有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环保机构及管制机构“虞”，商周时期出现的“网开一面”“里革断罟”的著名典故就是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雏形。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就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秦代还颁布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田律》。
要回答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超前的“天人合一”绿色环保思想，还需要还原到历史的客观情境中寻找答案。《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古代的圣人正是在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发现、总结、掌握自然时令的变化规律，所以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格外先进，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了大量天文现象的记载。而且，当下仍广泛使用的二十四节气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因此，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不仅对应着当代的绿色发展观，还是实现传统文化创新的必然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系统性思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是从“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层面与社会伦理交往层面衍化而来的具体指向。作为“自然之天”，“天人合一”的要求就是走绿色持续可协调的发展道路，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义理之天”，“天人合一”又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明确为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都是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继承及发展。
（摘编自徐佳佳《天人合一》）
材料二：
在当今21世纪开始之际，人类既享受到现代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文明发展，同时也切身地感受到现代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特别是生态的急剧恶化和环境的严重破坏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应当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从现代的工业文明迅速过渡到后工业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之中的许多智慧资源的确是极其宝贵的。特别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当前亟须建设的当代生态人文主义，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在当代，人与自然、生态观与人文观能否真正实现统一，从而建设当代形态的生态人文主义，这是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
对于我国当前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确立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所包含的生态智慧更有其特殊价值。因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许多矛盾暴露出来，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突出矛盾。因此，人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和谐协调成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国要真正做到两者之间的和谐协调，除了发展模式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样重要的是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易于为广大人民接受的生态与环境理念，这就要借鉴我国古代文化资源，从中汲取营养，构建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当代中国生态理论体系，以期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生态智慧早就引起国际哲学界与生态学界的重视。美国研究环境问题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指出：“我们只应当追求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财富，我们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精神文化的。如果我们把追求物质财富作为我们的最高目标，那就会导致灾难。老子提倡无私和博爱，并认为这是人类事业中取得幸福和成功的关键。”罗马俱乐部中国分部对此评价道：“这恰与老子几千年前所提‘无欲’‘天人合一’相对应，这正是人类正‘道’的基本前提。并且老子的思想提供的价值观念真正切中了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异化的种种问题与要害，正是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良方。”当然，还有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已经为大家熟悉的理论家，都从我国“天人合一”思想中吸取诸多精华，说明我国古代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当代普世性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
（摘编自曾繁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材料三：
2014年开始，国务院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缓解环保和能源问题的重要措施。
2015—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及销量统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