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擀面杖是其中之一。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饥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总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合，我父亲以近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
那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他在一户人家发现了他中意的擀面杖。照我当时的看法，这根擀面杖其貌不扬，木质也一般。但也许正是它那种不太圆润的样子吸引了父亲，他小声对陪同我们前来的镇长（年轻的镇长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买擀面杖的企图。镇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用买？先拿走，回头我让人上供销社给她们送根新的来！
这个上午，这家只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闺女正在地里侍弄大棚菜。当她得知我们要买她的擀面杖时，显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明确表示了她的不情愿，她说其实那不是地道的擀面杖。那年她当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家没分上擀面杖。他当家的在院里捡了根树棍，好歹打磨了几下权作了擀面杖，其实这擀面杖不过是个普通的树棍子。这位妇女想以这擀面杖的不地道打消父亲想要它的念头，我却接上她的话说：“既是这样，就不如让我买一根真正的擀面杖送给您吧。”哪知妇女听了我的话，立刻又调转话头，说起这擀面杖是多么好使，说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家伙了，称手啊，换个别的怕还使不惯哩……这时镇长不由分说一把将擀面杖抓在手里，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这擀面杖归他了，他让妇女到镇供销社拿根新的，帐记在他的身上。妇女仍显犹豫，却终未敌过镇长的意愿。我们自是一看千谢万谢。一出她的院门，镇长便将擀面杖交与父亲。父亲富有经验地说，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村子，以防主人一会儿翻悔。
我们随镇长来到镇政府，在他的办公室，镇长对我讲起了他的一些宏伟计划。我们的聊天被一阵高声叫嚷打断，原来是刚才那家的闺女前来讨要擀面杖了：“把我那擀面杖还给我！把我那祖传的（明显与其母说法不符）擀面杖还给我！”镇长上前想要制止她的大叫，说我们又不是白要，不是让你娘去供销社拿新的么。但这女性显然不吃镇长那一套，她哼了一声冷笑道：“别说是新的，给根金的也不换！快点儿，快把擀面杖拿出来，正等着擀面呢（也不一定），莫非连饭也不叫俺们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无人是她的对手。我和父亲只感到很惭愧，毕竟这其貌不扬的擀面杖是一户人家用惯的家什。用惯了的家什，确能成为这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不是在“掠夺”人家家中的一员么。我父亲不等这女性再多说什么，赶紧从屋里拿出擀面杖交给她，并再三说着对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着歉意。谁知这女性接了擀面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来，有点像一个铆足了劲挥拳打向顽敌的人突然发现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并不满意这痛快简便的结局。愣了一会儿，她才攥着擀面杖骑车出了镇政府。
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没什么，比这艰难的场面他也碰见过。我知道他要说起一个名叫走马驿的山村，两年前他就在那儿看上了一根擀面杖，却未能得手。两年之间他又去过几次走马驿，并且间接地托了朋友，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但父亲在概念里早已把那擀面杖算成了他的，有时候他会说：“走马驿还有我一根擀面杖呢。”
我经常把父亲心爱的擀面杖排列起来欣赏，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槟子木的……还有罕见的铁木。它们长短参差着被我排满一面墙，管风琴一般。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它们是北方妇女祖祖辈辈赖以维持生计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亲收藏的那些铁匠打制出的笨锁和鱼刀，那些造型自由简朴的民窑粗瓷，在它们身上同样有劳动着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面杖，每一把铁锁，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正是这些凡俗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自然、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