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进程中，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族——家族共同体，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文化心理。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司马光等大儒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通过哪种方式重建社会。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以程、朱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确定了家礼构想，目的是复兴宗子法，使朝廷有“世臣”。程子所立祭祀之法的本意是，祭祀的主体是士大夫的宗子，不是庶人。一个家族祭祖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祖先，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族大家族乃至族内小家庭之间的“亲亲”要求，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这种“亲亲”的基础上，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生辰祭、忌日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宗族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治不良行为。通过祠堂祭祀活动向后人宣讲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起就受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一种群体标准模式，向前人表达崇敬和哀思，为后人树立效法的楷模。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