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说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了文字，这一传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被尊称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区的濮阳南乐、开封、鲁山、虞城、洛宁、新郑等地，还可以看到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存。
关于仓颉其人，我们已不可确知。不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肯定经过了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备，约定俗成，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文字系统的形成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来完成。我们推测，大约在黄帝时期，可能确实存在过史官仓颉这样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独自创造了文字，却可能是最初对文字萌芽进行整理和传播的代表性人物。历史上最早对文字进行规范化整理的人还有李斯。他身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曾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历史上最早把古汉字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解说的是东汉的许慎。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
近百十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我国商周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这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仅殷墟、周原出土的10余万片甲骨文和河南、陕西、山西诸省出土的 8 000 余件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 16 000 余片温县、侯马春秋盟书， 9 000 余件魏晋隋唐墓志碑刻等大宗资料就足以震惊世界。它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熟，而且也令世人对黄河文明刮目相看。如今在许慎家乡漯河境内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有 8 000 年前新石器时期刻画符号的重要发现，由此已引起学术界对中华文字起源的新思考。近几十年，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象形符号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陶器朱书文字，加之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二里岗期刻辞甲骨，使我们对商代前期的古汉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朱书陶文、偃师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陶文，则透露出虞夏文字的若干重要信息。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汉字文化渊源的独特联系。
据统计，目前海内外刊布的各种殷墟时期的著录刻辞甲骨已达 90 000 余片，历代出土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已达 6 500 多件。以这些甲骨文、金文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号，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鉴夏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代文字当承自夏代文化，而且在殷墟时期尤其是从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发展的迹象。那时候，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时人大多是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见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铸在青铜器上。今所见殷墟时期的单字字目已达 4 100 余个，可释字目在 1 340 多个。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多为人、首、口、大、小、山、川、木、虫、鱼之类的基本字，它们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地孳乳出新字。
从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金文到周秦时期的篆系文字、六国文字，还有秦汉以后的方块汉字，包括古隶、八分隶、魏碑、楷书，各时期的汉语文字资料丰富完备。北宋学者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印刷工匠毕昇于北宋庆历年间发明活字版的经过，并记录了毕昇活字版的工艺技术。这种字体萌芽于北宋汴京，所谓“横平竖直，横轻竖重，字形方正，笔画匀称”，也许因为这个，后世的“宋体”便成为出版印刷最为理想的正文字体。可以说，宋代是汉字真正成熟的时期。
(摘编自王蕴智《黄河学视野中的汉字》)
材料二：
汉字发展规律有三。一、汉字形体存在简化趋势。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最初的形体大都相当复杂，在数千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自然演变过程，简化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笔画简单的字体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体，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等。汉字字形大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魏碑—楷书几种形体，还有两种辅助性的字体：行书和草书。
二、汉字形体存在规范化趋势。早期的汉字形体没有一定的规范，偏旁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同字异体现象也相当严重。汉字在简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规范化。汉字的规范化主要由政府完成，当然，个体也可能影响汉字的规范化，例如撰写《说文解字》的许慎。
三、汉字形体存在形声化趋势。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形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程。
可见，汉字是一种与时俱进、能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文字。
(摘编自徐光春《汉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