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银川，古称兴庆府、宁夏城。地处西北地区宁夏平原的中部、贺兰山东麓，与黄河相邻。银川这座塞上古城历史悠久。秦朝时即为北地郡所辖。汉成帝阳朔年间曾在此修建北典 农城。此地资源充足、物产丰饶。六月杞园树树红，羊肉泡馍口口香。在坊间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塞上明珠”的美誉。西夏王陵是银川境内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西夏文化的代表。它位于银川市的西部。内部分布着9座帝王陵以及200多座王侯勋贵的陪葬墓，规模十分宏大。占地面积达20.9平方千米。作为皇家陵寝，西夏王陵设计紧密。布局严谨，总体以传统的南北中轴、左右对称的 格局排列，呈长方形的陵墓坐北朝南，集唐风宋韵、西夏特色于一体，自成风格，别具匠心，被誉为“东方金字塔”。
（摘编自王学典主编《100古城畅游通（美丽中国系列）》）
材料二：
考古发掘的西夏墓有帝陵、帝陵区陪葬墓、 一般地方官吏墓、 一般党项族姓墓、僧人塔墓等。墓园营造布局和结构多样，墓的建筑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受中原文化影响，强调伦理等级制。帝陵级别最高，陵园建有宫殿式建筑群，有阙台、角台、碑亭、月城、陵城、陵塔等，陵塔是标志性建筑。王侯、勋戚、高官墓等级次之，亦有墓城、碑亭等建筑，其中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各类型高台是标志性建筑。高僧墓的标志则是平地起建覆钵形塔。地方官员一般为火葬墓，没有夯土台，葬俗受佛教影响。党项望族大姓的墓虽无墓园建筑，但以碑亭建筑为标志。从中不难看出民族传统、佛教在墓葬制度中的影响。
第二，阴宅建筑简单，表现在墓道和墓室建筑上。最高级别的也只是墓道斜坡式，土洞式墓室，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薄葬的特征。
第三，夯土建筑遗存多。陵墓园内筑夯土高台和夯土墙，地面的木构架建筑消失了，但夯土高台仍在，反映了陵墓建筑的地域特征。
第四，墓葬渗透佛教文化元素。无论建筑装饰还是墓的形制，体现佛教文化。帝陵中有陵塔，王侯墓中的陪葬物有经幢， 一般官员墓火葬并有塔式灵匣，高僧塔葬，都是佛教文化的体现。
第五，西夏墓的建筑体现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地面殿、阙、城墙等建筑承中原形制。月城及其内在石象生布列反映北方草原都城特点：建筑装饰构件更多地融合中原文化、中亚文 化、西亚文化，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建筑文化的民族大融合。
（摘编自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西夏建筑研究》）
材料三：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数以千计，其中以建筑材料数量最多，而以汉夏文残碑最为珍贵。建 筑材料则主要以陶质材料为大宗，琉璃制品占一定比例，瓷质材料次之，石质构件数量较 少。随葬品有大型器皿、装饰品、武器及部分瓷片、丝织品残片等。此外墓室内还发现有大 量动物骨骼。出土瓷器主要有白、青、酱三种釉色，以白瓷为多，素面为主。器形中以碗、 盘居多，瓶、钵、豆等器数量次之。另外，还有泥塑残块、钱币、铜器、陶棋子等，种类繁 多，为后人研究西夏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在西夏王陵三号陵中出土了六座男性人像碑座石雕，长高宽均为70厘米左右，石雕造型为男性人体全身跪姿。轮廓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下腭置于胸前，肩与头齐，双乳拖腹，双手或拉膝或上托，下肢跪曲，腹脐清晰凹现，力度极强。这种线条粗犷，大胆夸张的表现手法将西夏民族英武豪迈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外国研究者称为“东方维纳斯”。
西夏三号陵墓出土的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工艺精湛，造型生动逼真，代表着西夏时期高超的冶炼工艺，属“国宝”级文物。
曾经宏伟壮观、庄严肃穆的西夏王陵，如今所有陵墓，无不墙断阙残，瓦砾遍地，满目疮痍，一片荒芜与凄凉。明代诗人的《古冢谣》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和被破解，神秘王朝的面纱正逐渐被揭开，但神秘的西夏王陵至今 仍有三大未解之谜。 一、王陵上为什么不长草？王陵下的地面绿草如茵，唯独王陵上寸草不 生。二、王陵上为什么不落鸟？当地多乌鸦和麻雀，它们几乎随处落脚，却从不落在王陵之 上。三、王陵的夯土主体为什么没有被损坏？王陵的附属建筑早已被毁坏得面目全非了，但 以夯土筑成的王陵主体却巍然屹立。这些王陵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时间，如此漫长岁月， 为何还能屹立如初？
（摘编自陈海波《西夏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