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