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非虚构写作被迅速增容和泛化的当下，为了提升非虚构写作的整体文学水准，让这一文学潮流走得更健康和长远，当务之急是要厘清“非虚构写作”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尽量确定其边界。
有人认为，世界上的文学只有两类：一类是虚构文学，另一类是非虚构文学。这当然是一种泛化的文学概念的区分，不能作为划分文体和界定概念的依据。但不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者要克服的是同样的焦虑——如何“真实”呈现以及如何让读者接受。“非虚构”既不是一个文体概念，也不是文本概念，它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与以虚构为主的文体——小说、戏剧等争夺“真实”的话语权。非虚构写作特别强调实践或行动写作，即写作者必须行动起来，把自己融入时代与社会，并将个体的写作置于变迁的社会进程之中。因此，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一种叙述方法和介入现实的路径。非虚构写作强调文学书写必须具有反思和质疑社会的品格，即写作者言说和阐释当下生活的能力。这就要求写作者不仅要有能力介入生活，而且要真实呈现出当下中国的现实感与现场感。
广义上，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学类型，非虚构写作既包含“非虚构小说”“非虚构散文”“非虚构诗歌”“非虚构剧本”，也包括游记、报告文学、传记、真实故事等，它是“虚构”之外的一切写作的总和。但作为一种狭义上的文体，非虚构写作指那些以“非虚构写作”名义创作的，既具“介入”“在场”“真实”“质疑”的品格，又具审美性和形式感，即能够“文学地呈现真实”的“非虚构”写作。它是散文文体里的一种文学样式，其概念要小于散文。它与报告文学最为接近但不是报告文学，它的概念范畴比报告文学要大些，涵盖的写作对象更广泛多样，也更贴近社会人生。
当我们从狭义的视角来考察非虚构写作，会发现近十年来的写作潮流，无论是在文体的建设，还是在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总体来看，深度作品匮乏，田野调查不够深入细致，创作队伍良莠不齐、急功近利，正成为这一类写作的突出问题。当然，任何一种写作都充满了挑战，这一文学潮流在挑战当下写作伦理和审美趣味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纯文学话语机制的反思，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界面，并引领了散文美学的新风向，推动当代散文艺术创作的革新。
（摘编自陈剑晖《“非虚构写作”概念之辨及相关问题》）
材料二：《湿地繁花》是曲子清关于盘锦乡村振兴叙事整体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它提示我们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常识——除了作为一种历史想象，作为一种田园乌托邦，乡村还有其在伟大的时代和火热的实践中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地位。
《湿地繁花》以新时代盘锦乡村日新月异的振兴与发展实践为写作对象。这样的写作对象预示了文本在实践性上可能抵达的限度。《湿地繁花》属于非虚构写作中现实写作一路，这种“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体属性，意味着它的写作方式、写作生态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作品来自一种实践性发生语境，一种作家与写作对象浑然一体的浸入式写作方式。如火如荼的实践每天包围着作者的视觉和听觉，参与着作者观念的塑造和情感的生发，情感的在场给作为实践的写作对象投射了强烈的诗性。
亲历中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的历史时刻，面临乡村振兴的伟大篇章，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不应止于忠实地还原生活、记录时代，更应该阐扬文学“铁肩担道义”的深刻内涵。文学对时代本质的把握最终总是落实为对人的关怀，《湿地繁花》关注的是人在这场伟大历史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幸福感。无数普通人在追梦、圆梦的过程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智慧与勇气，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喜悦和富足，火热的现实经由对人类改造世界的无限潜能的见证而洋溢着诗性的浪漫。《湿地繁花》将个体性经验置于时代总进程的视野之下，将生命的诗意注入改造世界的实践，确立起充满力量和阳光的乡村叙事。
记录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时代现场，描摹现场中人的精神面貌，首先需要在新闻学路径抵达事实性，以现实世界提供的母本为起点出发，进而抵达文学的审美境界。《湿地繁花》创设了“我”在其中的发生语境和叙述视角，“我”是重新“发现”地域“风景”的媒介，生成文本诗性的内在结构和语言形式，新闻语言、叙述语言和诗性语言交织杂糅，通过文字表达的张力，最终为乡村实践的书写确立诗性内核与外观。
（摘编自宋扬《诗性的实践：关于新时代乡村的非虚构写作——读曲子清的〈湿地繁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