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文明的各种猜测和解释让人眼花缭乱。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比如说，凡高度发达的文明就应当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三星堆为何没有？如果没有发现文字，那特色鲜明的三星堆文明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吗？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已经出土和即将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在当前至关重要。
研究三星堆的古发掘，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蜀各世蜀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来文明？这也是当前最吸引眼球的议题之一。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体性地认定为外来文明的产物，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除了以上已经论述的三星堆与中原殷商文明的密切关系等考古事实之外，还需指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之下，各自独立地产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
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已具备充分条件。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事实上，早在年代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已有若干物证表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此次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也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并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若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霍巍《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
材料二：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实现其肩负重大使命的典型例证。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系列都邑性遗址的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滋养和学理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摆脱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束缚，以社会严重阶层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列举了辨识的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的建筑、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等。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明“三要素”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出现冶金术。因此，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一些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理论贡献。
（节选自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