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能手机成瘾的社会治理要通过社会心理研究来解决由人"心"衍生的社会问题，遵循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思路，培育个体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而实现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预防和"善治"
个体发展路径：从个体内部诱因驱力上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内部和微观治理方案。从智能手机成瘾形成的诱发因素来看，包括人格特质、情绪体验、需求动机和个体认知在内的个体内部诱发因素，是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那么，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也应基于上述风险预测因素来提出治理方案。此外，正念认知训练对行为成瘾的干预也具有积极作用。研究发现，个体接受4-8周的正念认知训练，能够积极改善抑郁复发、强迫症、问题行为，以及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因而，通过正念认知训练提高个体的控制力、降低负面情绪，能够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预防和后期治疗带来积极效果。此外，体育运动训练治疗和团体心理辅导在治疗网络成瘾中被广泛应用，其在一定程度上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早期干预和后期治疗也具有积极效果。
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一体化路径：从个体外部诱因驱力上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外部和宏观治理方案。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对个体积极人格品质、积极社会情绪和积极社会认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依靠家庭教育在早期塑造青少年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积极的社会情绪，是避免儿童青少年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社交能力、自我意识、品格塑造等均有深远影响。因而，依靠学校教育培养青少年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力、健康的自我意识和健康的媒介素养，构成了预防青少年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途径。社会教育是继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后，帮助青少年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的教育形式，对青少年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管理路径：从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为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提供社会治理方案。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治理可通过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共治"的柔性转变，即将已生成的社会问题（如智能手机成瘾等）放置在政府、社团或组织、公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情境中，通过多方协调作出重要决策。那么，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便可借助非政府组织，将政府管理目标与组织目标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智能手机成瘾问题的"善治"。此外，智能手机成瘾的治理也可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出发，设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项目评估机制。比如，政府可向第三方机构购买智能手机成瘾治理的方案，通过政策、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整合实现智能手机成瘾的共享治理模式。
（摘编自姜永志、白晓丽《智能手机成瘾的心理学社会治理路径》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通过手机教养孩子，这就使得父"手机教养"问题随之出现。相比于传统的家庭教育，手机教养以手机作为媒介，然具有很多与传统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特点。首先，从积极方面看，手机教养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父母教养的时空距离，使得父母即使不在孩子身边，也可以对其进行指导和教育，建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就消极方面而言，手机虽然可以克服物理距离鸿沟，但绝不等于没有心理距离，甚至有时无法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更谈不上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其次，手机同时具备即时性和延迟性的特点，这使得父母既可以随时随地与孩子联系沟通，也可以因为情绪不适或咸到倦怠等自身问题，主观上选择不联系孩子。显然，这在客观上也为父母逃避教养责任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社会和文化给予父亲和母亲在教养责任上的差异，通常母亲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教养责任，因此，手机教养行为会受到父母性别的影响，和父亲相比，母亲可能会更频繁地通过手机对孩子进行教养。最后，依据通信形式的不同，手机教养过程的实施包括短信、视频等多种形式，而不同形式的联系也会影响最终的教养效果。相比短信而言，视频的亲密性更强，可以更直接地进行交流，但反过来也会表现出父母对孩子更强的控制意图；而与视频相比，短信的灵活性更强，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表达或者对抗性。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无法与亲身教养的教育效果相提并论，正所谓"千教万教不如身教"。
（摘编自俞国良《父母"手机教养"引发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新问题》）
①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做事时勤勉，言语上小心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可以说是好学了）
②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对自己有所约束而发生过失的，是很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