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 世纪初，不受中国政府管控的西方教会学校已遍布全国，学生被强制要求学神学、做礼拜，禁读进步书刊。1917 年，蔡元培发表文章，强调教育应"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引发极大反响。1924 年起，广东大量教会学校的学生开始通过罢课、离校等方式进行反抗，坚决反抗列强的文化控制，并自发建立"回收教育权运动委员会"，主张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必须经中国政府注册核准。1926 至 1927 年初，湖南、湖北多地举行了"反文化侵略""反基督教"群众性大会，运动很快风靡全国。
——据黄启兵《中国近代教育主权问题的流变》等
材料二 1951 年 1 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反帝教育，同时允许不反动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并协同各地拟定全面接收外国学校的方案。到 1951 年底，全国所有教会大学都已由政府接办，其中大部分改为公立，部分改为政府补助、人民办理的私立学校，其行政、财政及财产所有权均由国人掌握。对于外侨子女学校，适当增添了中文、史地和政治常识等课程。之后，"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逐步成为国家明确规定的方针。
——据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等
材料三 加入 WTO 后，我国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维护教育主权作出明确要求，还陆续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政策法规文件。
面对多元的文化安全的微妙形势，党和政府立足国家发展战略，主动革新教育理念与合作方式，寻求教育领域的多边合作。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话语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教育实践的中国经验日益成熟。
——据祁占勇、杜越、陈鹏《百年来国家教育安全的发展演变与基本特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