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夏朝时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品格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守正。工匠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守正的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现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是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还体现了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汉代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光芒。唐物的定名也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如“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态势。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创新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和应用，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经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工匠群体中文人突起，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的科学精神，出现了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发明家黄履庄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潘天波《中华工匠精神品格》）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建设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需要在松软地基上建成世界最长、埋深最大的海底沉管隧道。此前，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积累几乎为零。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在历经两年多艰难攻关后，编写出《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成套技术》，实现了我国相关技术“零”的突破。其中，对于沉管采用半刚性的解决方案成了全球首创的结构设计。施工过程中，林鸣有其“合格”的标准，只是他的“合格”标准，比国际最严格的标准还要严苛。沉管隧道中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国内最严格的标准允许轴线偏差8毫米，但林鸣将误差控制在3毫米之内；一枚纽扣大小螺栓的增加或取消，林鸣都要经过反复比选、充分计算加以论证……面对赞誉，林鸣把他的成功归于港珠澳大桥的所有建设者。他说，“这座大桥的建设者都是劳模，工程都是工人们一点点完成的。要让工人们感受到对他们的尊重。当他们感觉到这种尊重时，就一定会成为更好的工匠，团队就会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