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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并不一定是文明的东西，旧时的礼有更多的残酷成分。费孝通说，孔子虽然有恻隐之心，也没有同意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这和法律中的惩罚功能大概是一致的，是以一种强制力维持一种秩序。那么，礼和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中经验的累积和调整，是在人们相互配合向环境索取资源的行为中发生的，不是个人自行规划的，而是实践先于规范、然后累积的文化。这种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没有哪个社会没有传统，即使现代社会也离不开传统，传统文化依然发挥着作用。其实，法治本身也可以成为传统。不过在前现代的乡土社会里，传统文化的力量更大、更重要。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变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事实上，在传统社会里，因为环境变化的缓慢，人们应付生活的一套文化和规范也就变化很小了。当事人往往意识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变化缓慢并不等于不变化。宋朝的社会生活与唐朝的就很不一样，唐朝的文化就比宋朝的文化开放得多。
这就是说，传统社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因为其变化缓慢，对一代人而言，几乎感受不到，能够赶上改朝换代大变革时代的人毕竟是少数，总体文化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传统社会中，想做点改革，难乎其难，即使环境变化了，要求新文化适应新环境，传统也是惰性极大，阻力重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遇到个什么事，我母亲没有经历过的，就去请教我奶奶，看她老人家经验多，是否有应对措施。这是靠“老辈子人积累的经验”。
费孝通也举了一个他经历的“传统土方治病的事情”：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
这是地方性知识，因为“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不需要到卫校里去学习，也不必懂其原理。“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这个“不必问理由”大概也是中国难以产生现代科学的缘故。
礼治就是这种因循了传统的行为模式，形成了社会秩序。“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这种传统的方法，不究其理由，只管其效果，因其“灵验”，还产生了某种敬畏或者迷信，“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而现代的法律，都是有法理依据的，不是仅靠传统加上神秘色彩，就可以形成应付社会秩序的办法。
对传统的敬畏，会转化成一套礼的“仪式”。“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本身就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通常我们说“礼仪”。“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虽然是靠着传统力量来实施的，但是它主要是把传统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和规范取向。因此，费孝通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但是，我怀疑对于那些如殉葬的礼，被活埋者也会主动？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对这种从现在人道主义角度看不人道的“礼”，是被迫的，甚至强制执行的，如同法律的强制执行一样。
费孝通说：“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我想这种礼大概是周代别尊卑的和交往礼节性的“礼”，不是不人道的“礼”。但是，后孔子时代，礼是在不停地演化着的。不管怎么说，这种乡土社会的秩序，就是靠着这些“礼”来维护着的。比如家族祭祀，就是一种“礼”。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典型的遵从“礼治秩序”的人物。可是，共和革命，让这种礼治乱了根基，他的儿子白孝文本来是族长接班人，却成了反叛者。传统礼治秩序在法治未来之时，已经崩塌。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