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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然而，我们现阶段有些诗歌充斥着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技术主义。除了能够看到一些诗歌技术上的明显进步外，在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上反而给人以萎缩和晦暗之感。尤其是口语诗歌和很多网络诗歌竟然以规避崇高和抵制优美为傲，其“无厘头”使诗歌蒙上了浓重阴影。在它们那里，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苟且，没有光亮和远方。显然，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侏儒症”和“自闭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崇高就是雄伟、庄严、壮丽、高远、道劲。崇高不是单向度的、脸谱化的、标签化的、定于一尊的。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饱含热泪深情型的崇高，如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也有愤激、劝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的崇高；还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和李松涛的生态长诗《拒绝末日》等。中国新诗的崇高美是丰富多彩的。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的丰厚的新诗的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并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呢？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镜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激起多少男女老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