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 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注：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此处，宰相泛指有权势的官员，并不特指某一官职。)
——韩非子《韩非子·显学》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但是不容否认，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的大部分时期，德才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三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独立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 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 篇，其中弹劾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 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劾”，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