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朝对边疆和微外通常慎用刀兵，处理与边疆“蛮夷”微外邻邦的争端时，大多是采取守势，用兵以自卫及防范性质者居多。我国南北方地缘政治长期存在差异，从秦至宋，中原王朝承受游牧势力经常南下骚扰的压力，遂把治边的重点放在北方，对南部边陲相对忽视，至元明清时期才略有变化。对于边疆“蛮夷”与微外势力，统治者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在此基础上推行和亲、朝贡封赏与建立宗藩关系等制度，其主要体现在笼络、赏赐以及华夏文化的传播与浸润方面，向腹地以外的地区积极传播文化和影响，由此形成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进而施行以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特色的远交近攻方略，施行的重点自元代起发生变化，从此前普遍施用于广义上的“蛮夷”，而改变为更重视经营边疆地区。
——摘编自方铁《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材料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晚清政府已经逐渐改变了把西方国家以及周边藩属国和少数民族看作“夷”“蛮”的传统华夷观念，传统防边治边理念出现了新的变化。“守在四夷”思想在地域范围上有了改变，由主要针对边疆“边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到“边外”地区。其目标已经主要不是通过各种措施防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而是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建立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屏障。在防御态势方面，进入“中外之防”后，晚清政府改变了古代“重内虚外”、重边政轻边防的边防方针和做法，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廷内部在1874年爆发的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1875年5月，清廷在上谕中为这次争论做了总结，一是肯定了“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二是明令左宗棠“通盘筹划，以固塞防”，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摘编自吴智刚《地缘政治危机与晚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