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