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自春秋时期开始，“重民轻天”的思潮兴起，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天道观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因为否定了“天神”的意志和力量，势必逻辑地得出必须重人事、重现实政治的结论。这一方面推动着有关治国治民理论建设的开展，促使政治思想变得系统和成熟，另一方面也要求着统治者在国家机器设置上做出必要的、适宜的调整。这就是夏商西周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原则逐渐动摇、宗教事务官吏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迅速下降的深刻背景之一。
在职官制度上，宗教事务官吏比重的日益降低和其政治实际影响力的不断缩小，更是神权政治衰微的典型象征。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平民与奴隶的不满反抗，名义上的天下“大宗”——天子——地位的衰落，人们观念的变化，司政、司军、司民职官地位的迅速上升，使得神权遭到多方面的挑战，也使得那些凭依天命神意光环从事政治活动的神职官吏们，无可避免地坠入厄境。
然而，先秦的政治文明进程却有自己的独特道路，早在殷商时期，王权就高度集中。而西周时的王权专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看，与商代比都有了较大发展。在政治观念上，西周统治者明确承认“天命”，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必须尊重“天命”，祈求上天的保佑。周人讲“德”，但不是以“德”去否定“天”，而是“以德配天”。所以《庄子·天下》说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在西周时期，神权统治与世俗统治双管齐下，互为补充。
但是在春秋时期，“重民轻神”“天人相分”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新思潮。早在西周末年，就有不少诗人怨天疑天，而这股思潮的兴起，为当时不少思想家重民轻天、重民疑神思想的勃兴奠定了基础。他们重新定位了“民”与“神”’两者的位置关系，认为在民神关系中，“民”是主，“神”是次；“民”为本，“神”为末。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首先要重民，而不可据神意行动。这些观点的提出，基本否定了“天”“神”的主宰地位。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天人相分”的观念，更是普遍流行，深入人心。
这股新思潮的风靡，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它在“天人关系”上，打破了“天”与“神”的羁绊，进入了以“人”为本位和主体的理性阶段，是思想观念上根本性的解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二重性，我们对其消极性也需要有足够的认识——这股新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天人之间的客观联系性与统一性。反映在现实政治实践生活领域，则是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力加以某种程度上的制衡与约束。曾经在政治治理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巫史系统，到了帝国时代，已被“倡优畜之①”了。而西汉时一代大儒董仲舒鼓吹“天人合一”，其初衷是为了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归巫史与政事双重制衡的方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论证与阐释，以“天”的名义，约束与制衡君主的权力，即以神权限制君权，对汉武帝时代的酷吏政治、多欲政治进行迂回性的批评。
【注】①倡优畜之：像对待倡优一样来拉拢他们。
（摘编自黄朴民《从神职与政事的分合看先秦史演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