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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做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强调要学用结合，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他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他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
摘编自赵纪萍《“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材料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严肃批评了一种不良学习现象，他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里手”虽然学了不少、看似谙熟，但实则“夹生”，没有真正学懂弄通、融会贯通，难以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是十足的知识“搬运工”、典型的“死读书”，最终也必然成为“书呆子”、变成“客里空”。
“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看领导干部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用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不强。读书学习，目的是为了启智增慧、提高本领、涵养情操，而不是单纯为了追求读更多的书、储存更多的书本知识，当所谓的“知识里手”。坚持学用相长。在干中学、学中干，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要处理好学与干的辩证关系，既善于向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运用好知和行“两只翅膀”，驾驭好学和用“两个轮子”，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让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水涨船高”，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摘编自华金良《莫做“知识里手”》)
